材料一：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它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贪图享乐、为祖母所宠爱、不热衷功名的聪明温柔的这一类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人情小说，寄托着作者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它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呼吁让研究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地位研究上来，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上来，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他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伟大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其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摘编自戴孝良《也谈〈红楼梦〉研究》）
材料二：
浅翻过新红学派刘心武大师的《揭秘红楼梦》，初阅之实令人心服口服，欲乎顶礼膜拜。我本是性情中人，易受人感染，加之大师之言，信之逾坚。而不久前，偶翻杂志，一行触目惊心的话让我恍然若失，却又豁然开朗，顿然有醍醐灌顶之感！其言是刘再复先生之慨：“遗憾的是，红学研究史对这部巨著的形而上思考，关于作者的灵魂拷问深度远远不够，‘新红学’出现，发展到末流后，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一字之辩，同时伴随着琐屑、苍白的流弊，许多重大红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脑后，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线。”就近几年红学史的发展而言，旧红学索引派、新红学考证派等研究苦旅了几十、近百年。红学研究的每个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尽管都有自己的视角，但同时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
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在《红楼梦》这株永不凋谢的“常青树”前，任何理论都会黯然失色。因为她体内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群像，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这首宏大的交响曲中每一个乐章的奏响，都堪称一曲无可比拟的千古绝唱。近日校园中，似乎有一股小小的红学热，很让人欣慰与感动，但那一味追逐人物性格命运的小插曲似乎太苍白单调。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历程，或许是因为太年轻、太幼稚，知识观念太单薄肤浅，看到他们为了争辩宝黛钗等形象性格的评论而面红耳赤，看到他们将现实的世故圆滑和尖酸刻薄强压在钗黛身上，我又有一种隐隐悲痛，有些人把雪芹辛苦塑造的形象拉进21世纪的人流中，死死往他们头上戴莫名其妙地让人心慌的帽子。
（摘编自百度文库《浅谈红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