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首先在博物馆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当时设施条件较为艰苦，尤其在北京冬天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室温常常低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博物馆却不允许生火或通电取暖。在艰苦的环境中，沈从文硬是“转了十年”，其间经他过目、研究过的丝绸、地毯、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诸类文物数不胜数，取得了许多成果。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沈从文大体掌握了这些文物的基本特征和变化、发展规律。
随后，沈从文又在不同类别文物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进而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他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沈从文指出：“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式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式的社会也在变。"沈从文坚持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文物研究。他的服饰史研究没有仅仅止步于对服饰本身时代、结构、色彩等进行介绍说明，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着眼，在对服饰形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更为广泛的问题和范围进行进一步探索，力求发现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沈从文在研究商代服饰时，发现安阳殷墟墓出土的人形雕像"辑录了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着体型的商代人形"，"这些人形，不仅反映了商王朝的不同阶层，可能还包括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的当时与商王朝对立的各部族"。他注意到，在殷商时期，殷王朝"主要征伐的对象有两个，即西南的戎羌和东南的淮夷。至于荆蛮成为征伐对象，时间似较后。这些在玉、石、铜上的人物形状，可能有一部分正是各个敌对而又强有力的西羌和东夷人的形象。特别是铜器上的卷发人形，必有寓意，不会是偶然出现的"。在这一研究中，他通过对稍早时期商代人形雕像服装的研究，引发了对穿着者身份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不仅了解了当时服饰的阶层信息，同时也加深了对商代社会历史环境状况和民族分布的认识，而且还令研究内容结论更加真实可信，可谓以小见大。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治史者世代延续，众多史家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籍。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献内容虽然比较多，但是大都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其记载带有一定的简单性和片面性。面对这类问题，沈从文并未仅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素材简单堆砌了事，而是坚持对具体服饰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譬如，唐代妇女中十分流行的披帛，在多种文献和壁画等资料中都有记录和体现，但不同记载中披帛出现的时期出入较大。他通过对多种文献、文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一些古人在"谈日用器物历史起源"时，"多喜附会""用矜博闻，而总是虚实参半"。他认为，对一些空泛的文献记载不能照章全信，而需在研究、鉴别后选择利用，继而认为唐式披帛的应用虽早见于北朝石刻石窟造像，“但在普通生活中应用，实起于隋代，而下至五代，宋初犹有发现”。
(摘编自赵连赏《沈从文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