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往往喜欢将小说与《史记》比附，在与《史记》比附的评点过程中，他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著名的理论有“以文运事”说和“因文生事”说。
“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中的“事”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之“事”乃实有之事，系本真之事，后者之“事”乃虚构之事，即逼真之事。“以文运事”是根据“事”而“算计”成文，“因文生事”则要顺着“笔性”“削高补低”。
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
金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评中云：“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司马迁之书，是司马迁之文也，司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司马迁之文之料也。”
金圣叹认为“史”可以止于“事”，但司马迁不满足于“史”的叙事，而志在“文”，在记录人物言行和事件发展时，他较多地采用生活化的细节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使《史记》文采恣肆。“所叙之事”乃“文之料”，“以文运事”即作者算计先生成之事，写成的仍然是“史”，但“以文运事”的加入使“史”带上了“文”的色彩，金圣叹将《史记》与“杜诗”《左传》《西厢》《庄子》“韩文”一起列为“才子书”，说明他是以“文”的眼光看待《史记》的。
史书之“以文运事”，既强调作者要尊重“事”，又强调作者要注意运用“文”的技巧。《史记》之所以没有沦为史实的干巴巴的罗列和编排，全在乎司马迁文才之高，他在史料和史实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让“事”皆着我之色彩。“以文运事”之“运”体现出作者旨在作“文”的主导地位，从“事”的层面上讲，史书在面对史实的时候，只能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写，不能将甲事写成乙事，也不能将甲某写作乙某。但当它作为“文”时，便有了独立的文体地位，它不必按照事实发生的前后顺序平铺直叙，对于历史事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识判断其轻重缓急，对于历史人物，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文中赋予情感，历史事件千头万绪，写作者可以以“文”的方式对其加以统摄。
对于小说中的“因文生事”，金圣叹则在“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中说明小说中“文”与“事”之区分：
如此篇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第二十八回回前评）金圣叹认为武松饮酒是“文”，他对武松之饮酒大加评论，认为饮酒之时的酒今，酒题等等都是“因文生事”的“文”，而非事，醉后打蒋门神才是所生之“事”。
“事”与“文”的关系相辅相成，在史作中，“事”为“文”之料，在小说中，“事”又因“文”而生发，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文传而事传”，“事”的传世，需借助于作者惨淡经营的“文”，若无“文”，则无“绝世奇文”。
——摘编自曾小霞《“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试析》
材料二：
“史书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金圣叹认为，“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吃苦事”。其中“运”是算计，金圣叹在《水浒传》二十八回回评道：“是故司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阀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所谓“张皇”“隐括”“附会”“轶去”等即是对历史事实的加工、算计。绝对客观的史著是不存在的，但历史不管如何代言，虚拟，毕竟难以任意飞翔，仍有一个“真实”的底本在，所以“史公高材，也必定是苦事”，“以文运事”之“运”体现出作者旨在作“文”的主导地位。
小说则不然，它是一种创造。是“顺着笔性，削高补低都由我”且按照“未必然之事而必定然之文”的方法创造一个世界。《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因文生事”之“生”就是根据表现文心才华的需要对“文料”按照“笔性”的要求“削高补低”式的虚构创作过程。
这个“笔性”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金圣叹某些章节的具体评论来加以分析。如“鲁达遇着金老，却要转入五台山寺。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所以有个赵员外者，故是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代州雁门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在鲁达文中出现也”，赵员外是鲁达向五台山过渡的人物而已。作者对赵员外这个人物的“虚构”就是因文生事的“生”，而此“虚构”又必须遵循“笔性”，这里所谓的“笔性”就是文章情节构造的内在逻辑与张力，也是作者为了某个意图的实现而根据已知现有的情节创造出下一个情节或人物的材料组织安排方式所遵循的原则。这种安排不能超出可理解的范围，须符合情节构造与人物塑造的内在规律。
要之，“以文运事”的“算计”过程与“因文生事”的“削高补低”都不能离开写作主体有目的的加工。在“算计”与“削高补低”这一点上，史书与小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由此我们只能说金圣叹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小说与史书的区别划界问题。
（摘编自论文《“因文生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