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愈提倡古文，又创作骈散结合的文章，这也与唐代的时代背景、政策、文化心理等有关。韩愈之所以对骈文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是因为骈文从一开始就处于主体地位，其无可替代性和广泛应用性使之无法脱离文人的生活。从先秦散文到汉赋，散文逐渐吸取辞赋的表现手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越来越注重形式，讲究骈四俪六、“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讲究押韵、对偶、用典等。萧统的《文选》辞藻华美，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必然与前代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它一向被文人视为必读的一部书。南朝后期，骈文受到宫体诗的影响，走上了只追求形式的道路，堆砌大量的典故，导致内容晦涩难懂。初唐时期，陈子昂要求复古革新，主张文道合一，也并未反对骈文。中唐韩愈提倡古文，要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扩大了散文的体裁范围，逐步将散文的句法与骈文相结合，强调文章之“道”，但是他并未撼动骈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骈文一直用于公文、书信等，可见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是从审美角度还是从接受角度来看，骈文形式美、文风华丽的确优于古文。韩愈倡导的“文以明道”的“道”即孔孟之道，力图挽救已经没落的政治秩序和思想，这肯定是收效甚微的。如果过分强调先秦散文的价值，以己之力创造新词，不沿袭前人的词句，那么所作的文章必然文采不佳，价值不高，万一没有真正理解文章的思想内涵，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韩愈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对欧阳修等人。韩愈的两大文风“奇”和“平”，欧阳修继承的是“平”的文风。将《送李愿归盘古序》（韩愈）和《醉翁亭记》相比，前者借李愿之口表达对隐居的向往之情，“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后者以贯穿全篇的“乐”字表达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都受骈文影响，骈散结合，浑然天成，“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无论在句式还是修辞都有相似之处。欧阳修在学习韩愈的同时，也形成了平易自然的文学风格。
（摘编自黄雪梅《论韩愈对骈文的态度》）
材料二：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他在《进学解》中谈到了自己为学之勤奋：“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韩愈知识架构的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鹖冠子》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其一系列读书札记，如《读荀》《读鹖冠子》等都以深入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对于儒学的发展与传承，《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韩愈为了应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创新性地提出了“道统”的说法，强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脉相传的儒学传统，成为宋代以降新儒学的开山。其《原道》中“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的思想方法，也与汉代以来直至《五经正义》的经学方法截然不同。汉唐儒学以五经为本，韩愈为了与佛学心性论对抗，对儒家心性学派的思想予以关注，他举出《礼记·大学》中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以批判“外天下国家于不顾”的佛老学说，从而把儒学从伦理政治的思维路径，引导到修齐治平由内而外的道路上，对新儒学价值核心的确立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孟子·许行》对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韩愈则以此为基础，通过古今两种“为民之制”的对比，批判佛老二教的不事生产、于世无益，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摘编自杨国安《韩愈的传统文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