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网：众所周知，我们一说到中华文明的形成，就会提到夏商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实证，关于夏朝的论述一直都存在很大的疑问。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的考古发掘，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陆续被发现出来，其中就包括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和夏朝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戴向明：绝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家认为，夏的存在是清楚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质疑，特别是国外一些学者，因为没有文字证实，他们就怀疑夏朝是否存在。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论证在早于商这个阶段，相当于夏的这个阶段，是否出现了一个国家社会。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比如说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否已进入国家了？这个我们从考古发现上是可以研究、可以论证的。包括我在内的好多考古学家认定二里头代表夏。良渚跟夏文化确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良渚出现得非常早，它是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延续到5000年后。夏的出现基本上最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到距今3500年之间。二里头文化实际上还要晚一点，二里头文化大概是距今3800年左右到3500年左右。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都还存疑，还有人质疑，只有到了殷墟甲骨文出现之后，才能证实商史的存在。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良渚延续时间是从5000年前，比如五千二三百年，到四千二三百年之间，这1000年的时间，然后它就衰亡了，不是完全消失了，但确实是完全衰落了。后续有一些延续下来，但没有多大影响了。这样一个兴盛文明，突然兴起，然后衰落，到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完全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们知道，后期文字主要在中原商周王朝使用，记载的主要是中原或者跟中原有关的一些史事。良渚偏于东南一隅，长江下游，不在中原，年代差异又很大，所以没有让它留下一些传说下来。我认为主要可能是这个原因，在《史记》里没有直接反应关于良渚文化的内容，只是后来记载东南一带是百越，越人，他们的史实。那些都比较晚了，是商周以后的事。在早期史前时期，整个确实对那一带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甚至连传说留下来的影影绰绰的模糊的也很少，跟中原的夏王朝确实也没有直接发生过什么关系。
但是良渚文化本身的一些要素是流传下来了，比如玉琮等这些代表性的玉器，到了中原，甚至到了北方，是有流传的。
——（摘编自《良渚文化上推中华文明起源》）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和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跳出了“中原中心”模式的“怪圈”，正确指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并无强势中心的主导，距今6000年至5300年期间，各地区独立奋进，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发生“裂变”，都达到过相当高的发展程度，出现苏秉琦形容为“满天星斗”的众多“古国”；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各地区也因密切交流和“撞击”，形成了一个与早期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契合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范围的认知，催生了苏秉琦所说的“共识的中国”或张光直所说的“最初的中国”。这个“中国”并非占据“天下之中”的某个高级文明体，而是相当于周人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覆盖《禹贡》“九州”范围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一模式中，“古国”的出现和“最初的中国”的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在此之后，“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发生了跌宕起伏的文化兴衰和动荡整合，包括约距今5300之后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存和庙底沟类型等“原生型”的古国衰落、大汶口文化之西进和屈家岭文化的北进；约距今5300年至4300年良渚的兴起和衰落；约距今4300至3800年陶寺文化的兴起、石峁的兴起、石家河文化的兴起、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诸城林立局面的形成、龙山文化势力之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以及距今3800年二里头文化的勃兴。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应该以“最初的中国”的视角去解读，即每一个事件都不是独立的，都源于各地区的互动，也会对各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各地区彼此吸收着经验和教训，开展着适合本地区文化传统的政治实践，各地区的一体化也因此日益加强，一些成功的王者开始产生天下一体、协和万邦的政治理想，构思苏秉琦所说的“理想的中国”，直至距今3100年前后，周人终于第一次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建立起“现实的中国”。
良渚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正需在此“最初的中国”视角下认识。简而言之，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早期国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实证，是“最初的中国”第一个灿烂结晶；良渚文化对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编自李新伟《良渚文化和“最初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