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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阅读-双文本

文本一:

秋天的梨花

赵淑萍

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

那一年,一个秋日的黄昏,难得度假的父母在老家的田野里散步。突然,母亲看到梨树上,有几朵梨花开着、洁白无瑕的小花,在绿叶间,如此清新,如此明媚。

怎么秋天也会有梨花开呢?父亲说,十月小阳春,天气和暖,所以,有梨花开。就是那个假期后,母亲粘酸嗜醋,怀上了她。此时母亲已年近五十,亲友们都建议她不要这个孩子了。

可是,母亲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春天。那时,日寇入侵,精通医术的父亲参加抗日救卫队去了。父亲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母亲则挺着个大肚子,在父亲的老家,一个小山村待产。母亲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可是,孩子出生不久就身体泛紫,嘴唇发乌,面色苍白。母亲首次生产,毫无经验。旁边人也不懂,不知道这是新生儿窒息,应该采取急救措施,还在一旁摇晃、安抚,就这样,孩子夭亡了。当时,母亲记得,春天,下了一场雨,屋外的梨花,一朵朵都含着泪。母亲的泪,也像雨一样,不住地流。

后来,战争结束了,父亲和母亲团聚了。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父亲和他的同仁们一起创建了市中医院。在她之前,父母已有了五个孩子。想起盛开在秋日黄昏的梨花和那个多难的春天,母亲有种预感,是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孩子又回来了。于是,不顾劝阻,母亲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对第一个孩子的负疚,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接生,他亲自把这个小女儿迎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她来到这世上,备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哥哥姐姐们个个都跟着父亲学医,很小的时候就背《汤头歌》,抄方子,而她不喜欢,她喜欢背唐诗宋词。破天荒的,父亲允许这个最小的女儿不学医,由着她的兴趣。最后,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图书编辑。“这样也好,我们负责给急者诊治,你就负责给一本本书把脉。”父亲说。

三十多岁时,她一次外出采风回来,突发恶性疟疾,剧烈头痛、呕吐,有性命之虞。平时对她视若珍宝的父亲,这次狠心开了足够剂量的砒霜。这砒霜的量,令从医的哥哥姐姐们都咋舌。结果,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让父亲在中医界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毒药猛剂善起沉疴,虫类搜剔能疗痼疾。”父亲的用方让同行叹服。

退休后,父亲仍然被聘为中医院的顾问,每星期还去坐堂。为了中医院迁址重建,父亲多方呼吁,四处奔走。而新的中医院大楼落成的那天,父亲病倒了。

连日来,他高热不退,嘴里又说着“黄芪”“白术”“当归”等。每次,父亲发高热,不说胡话,只喊药名。他们多希望,95岁的父亲,能够再次扛过去。可是,这次,却扛不过去了。

那天,父亲清醒后,把他们都叫到床前,吩咐后事。最后,把她单独留下。

“孩子你知道吗?爸爸一生行医,救活无数人,但是,难免有疏漏误诊的时候。还记得那次我给你看病吗?在你之前,也有一个姑娘,我太谨慎,用的砒霜剂量不够,最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到了你这里,我纠正了,所以,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爸爸这些年,把自己误诊的病例都写下来,结集成册,希望你给我编辑出版。”父亲让母亲从抽屉里捧出一沓稿纸。

她沉默了。她明白,以父亲的声望和地位,出版这本书,会给他带来什么。但是,出版这本书,对中医界来说,却是一种福泽。父亲看着她,父亲的眼神,如此明亮,如此坚定,容不得她犹豫,她点点头。

经过她和哥哥姐姐们精心校对编辑,《误诊记》出版了。封面上,夕阳中一枝梨花,洁白无瑕。

文本二:

抗日英雄赵一曼:留给儿子的遗书令人泪目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黑龙江珠河县小北门外被日寇杀害,将一腔热血回报给了生养自己的祖国大地。

临刑前,赵一曼在被押送行刑的火车上留给儿子(宁儿)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遗书只有短短几句话,让人不禁泪目。

赵一曼与其丈夫陈达邦于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结婚,后来赵一曼回国工作,陈达邦则留在苏联继续深造,深造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

赵一曼的儿子出生于1929年1月,取小名叫“宁儿”,但因为时局混乱,赵一曼又有党的任务在身,她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她的“宁儿”,只好把幼小的儿子寄养在武汉她丈夫的大哥家中。

赵一曼深知母子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去东北临行前她抱着儿子去当地的照相馆照了相,一份照片夹在信中寄给了丈夫陈达邦,另一份照片常伴她的身侧,是她每每想念儿子时的情感寄托。但她一直以来的工作和信念都是反满抗日,她想实现她诗中所写的愿望——“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5年底,赵一曼在战斗中组织战友撤退被俘,几个月后英勇就义,最终没能与儿子再见。这份遗书,一直到1956年,才辗转被陈达邦和儿子在东北烈士纪念馆见到。

(摘编自“网易号·历史栏目”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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