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青铜器铭文，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书写文化。相比于其他文献，铭文能基本反映书写的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商周铜器铭文的书写之所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质条件的进步与社会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层面的追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用文字进行书写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大事，因为它代表着思想、情感的传播可以灾破时空的限制。《墨子兼爱（下）》提到，今人不与“先圣六王”同时，却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书写之于思想传承、文明演进的价值。而在“传遗后世子孙”方面，铜器铭文（即所谓“金石”“盘盂”）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当古人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青铜材质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们对“永恒”的希冀，或者说是对生命“不朽”价值的追寻。
中国早期关于生命价值的体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范宣子与鲁叔孙豹讨论何谓“死而不朽”。范宣子认为，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职，这便是不朽。但叔孙豹认为这只是“世禄”，并非不朽，真正的不朽应如鲁国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即死后其言论仍能流传后世。进而他便论述了“三不朽”的观念：“约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当时人们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树立与传承，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此种“生命价值观”后为儒家所继承并发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当然，“三不朽”的价值观并非《左传》所创，它应来自更久远的传承，并有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一点便可从铜器铭文的发展中找到线索。
最早的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联系。比如《殷周金文集成》铭文有四十七字，叙述器主参与一项军事行动有功因而受到上级的赏赐，又因此制作了铜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显然，这类铭文的书写重心是“功勋”与“赏赐”，它代表着主人最有价值的荣誉，因此他希望通过铜器精确地传达给祖先或后世。故而，此类铭文往往具备严密而完整的因果叙事。事实上，商周铭文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对当时的贵族来说，用铭文记录其所立的功劳和所受的封赏，不仅是其人生价值的展现，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由此亦可见，“三不朽”中“立功”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在铜器铭文中有充分的体现。
到了西周早期，出现了长达百字甚至数百字的篇章，不过大部分仍以纪功、纪赏为主。
综上，从青铜器铭文不同阶段的发展可见古人多样的生命价值观。这些观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化、积淀，最终形成了“三不朽”说。这是中国早期对生命“超越价值”的深刻体认，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铜器铭文中也有大量祈祷长寿、安康以及享乐的话语，这说明古人对生命自身的现实价值也并不忽视。正是丰富的生命价值观，造就了中国早期文化多彩的面貌，也奠定了此后中国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
（摘编自姚苏杰《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看中国早期的生命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