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人生价值的多元取向直接导致他文化性格的多样化，而他人生思考的深邃细密，又丰富了他性格的内涵。千百年来，他的性格魅力令无数的中国文人倾倒，人们不仅歆羡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刚直不阿的高尚风节、民胞物与的灼热同情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理性的风范以及笑对人间厄运的旷达。中国文人的内心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绿洲，正是苏轼的后一方面，使他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
苏轼早年从蜀地进京，原本也心怀惴惴，但其本身又颇有“盆地意识”，作为这种意识的延伸，他又具有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文同在《往年寄子平（即子瞻）》中回忆当时两人的交游情景时说道：“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苏轼）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喧呶歌诗叫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为我们留下了青年苏轼任诞绝俗的生动形象。但是，正如苏轼当时在《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兄孜》中所说的：“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他的“豪”，跟他的这位同乡一样，主要是“少年盛壮”、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尚未包含深刻的人生内涵。
到了乌台诗案发生前的外任期间，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在多次自许的“狂士”中，增加了傲世、忤世、抗世的成分。在《次韵子由初到陈州（其一）》一诗里，他要求苏辙像东晋周谟那样“阿奴须碌碌，门户要全生”，因为他自己已像周谟之兄周顗、周嵩那样刚直不阿不为世俗所容。细品他此时的傲世，也夹杂畏世、惧世的心情。其言“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似乎又表达想与世和谐的追求。
乌台诗案促进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着残酷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进而更体认到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地位。这场直接危及他生命的文字狱，反而使他重视和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他的“狂”也就从抗世变为对保持自我真率本性的追求。他在《满庭芳》中说：“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从他对命运之神飘忽无常的慨叹，可以看出其对生命的钟爱，对保持自我本性的追求，而酣饮沉醉是保持自我本性的良方，正如他自己所说“醉里微言却近真”（《赠善相程杰》）。
苏轼“狂”中所追求的任性率真，是一种深思了悟基础上的任性率真。晏几道有“殷勤理旧狂”的奇句，清代况周颐对此的理解为：“狂已旧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晏几道的任性率真，像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所描述的“四痴”那样，更近乎一种天性和本能，没有经过反省和权衡。据说苏轼曾欲结识晏几道而遭拒绝，事虽非可尽信，但其吸引和排拒却象征着“两狂”的同异。苏轼的“狂”是外铄式的，主要是真率个性的张扬，是主体自觉的肯定和珍爱。
（摘编自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