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媒介变迁的角度看，人类的传播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四个阶段。其中，在手写传播和印刷传播两个时代，文字都是承载信息的主要媒介，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文字复制的效率及成本上。从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到20世纪初电子媒介诞生的数千年漫长岁月中，文字一直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而存在。文字不仅使信息的传播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更使人类的知识(经验)积累成为可能，正是在跨越时空的信息交流与传承中，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文字亦成为凝结人类文明的精粹所在。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电子媒介正在日渐取代文字在大众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文字阅读也日渐被视听化的观看行为挤占甚至替代。20世纪80年代，以波兹曼为代表的学者担心电视让“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化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相比至少要经过数年学习才能具备读写能力的文字媒介来说，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显然更符合人们的感观需求。信息娱乐化已经成为大众传播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为了提升电视节目的文化素养和底蕴，我国的电视文艺工作者一直主动地从文字媒介中汲取养分：电视文学曾令人眼前一亮，但只是昙花一现；电视读书节目在与娱乐节目、综艺节目争夺观众注意力的竞争中几无还手之力。然而，近年来，文字再次成为电视文艺深入开掘的对象，涌现了诸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书简阅中国》等优秀电视作品，让一度边缘化的文字及其承载的文化记忆随着电视节目的破圈再次走入大众视野。
(摘编自但午剑《媒介变迁视野下电视文艺的创新与思考》)
材料二：
对于现代受众来说，中国古文典籍因其书写文本的缘故，阅读起来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和知识水平，这也造成了现代受众与古文典籍渐行渐远。而《典籍里的中国》将内容锁定中华文化的优秀典籍，以现代戏剧表演的方式建构仪式现场，活化典籍，打破现代受众与古代文献之间的阅读壁垒。
传统文化类综艺的文化互通在形式上吸引年轻人注意，表述上建立现代文本编码，呈现上古今碰撞逐步实现观众对典籍文化的认知。如今，青年群体作为媒介参与和意义建构的主要群体，具有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话语表达意愿，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利用社交媒体形成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常将某一议题推向社会进程深处。面对青年文化现象，《典籍里的中国》使用现代化表达方式建立具有引导力的文本编码，其现代日常话语呈现依托于舞台场景营造冲突感和趣味性。古今碰撞的节目表现以读书人撒贝宁为代表，撒贝宁个人风格搞怪有趣，受到具有反叛精神青年喜欢，他的现代人物形象将现代化思潮审美品味带到古代，古今碰撞产生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表达、穿越符号搭载在现代性文化上，代表着主流文化向青年群体靠拢，实现了主流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引导。《楚辞》篇中，撒贝宁将现代橘子带给屈原，求问楚辞何以灿烂不朽，一颗橘子贯穿屈原少年玩乐、青年得志、楚秦交好、国家灭亡全过程，橘子代表屈原对土地上人民情感的隐喻，是爱国家爱人民上下一心的象征。这种现代文学意向表达以穿越元素的搭载为包裹，以情动人，实现观众戏剧情绪共振，家国一体的认知得以建立，使节目获得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年轻受众中确立有效传播的印象管理路径，用现代化意向、青年文化文本以及更新的传播想象力激活观照人本的文化向心力。
《典籍里的中国》每一期节目选择特定的典籍并从中选择句子进行演绎，节目开始由读书人撒贝宁打开书籍引入，在节目呈现上由访谈间、典读会、戏剧演绎依次向观众展示认知优先级，观众经过节目次序的排列由浅入深逐步了解典籍及背后的故事，使节目和观众建立共识。另外，典籍人物的选择从司马迁到李时珍，再到屈原、孔子、徐霞客、老子，这些经议程设置的典籍承载着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品质。如老子集天下大道传递世人智慧，袁隆平为家国粮食储备奋斗在科研一线，屈原为国投汨罗江明志，这些典籍文本其映射的家国情怀在传播中得以凝聚观众共识。《典籍里的中国》将中国人的共同信仰寓于节目中，进行文化改造、重塑和凝聚，使历史产生个人情感共鸣，更能够使观众在共通的意义空间中，不断构建并强化自己的精神文化世界。
通过对节目的总结发现，意义赋予以反复性、强化性重复解释片段来完成意义的搭建。每一期节目选择典籍中具有主题意义的名句进行反复解读，“专家讲解+识读典籍+演员演绎”三重叠加的媒介仪式重复解释，不断积累受众认知和情感上的认同，使节目在生产和传播中被赋予崇高意义和价值。《尚书》篇传递自古华夏一体的想象性主题，《天工开物》传递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心思想，《史记》篇讲述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主题，《本草纲目》传递家国天下、大医精诚的价值信仰，《论语》讲述修已、安人、安百姓的中华民族智慧，《孙子兵法》传递兵者是国之大事的家国之重，《楚辞》传递了为国为民的大国情怀。三重叠加的传播方式使观众接受、认同节目意义。节目不仅通过反复策略建立集体认同，更将价值观融入节目主题中以维系社会意义的生产，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摘编自马欣《媒介文化认同对综艺节目的深度影响——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