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新主流电影”坚持“人民性”原则，在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策略，创造“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
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新主流电影”是面向大众、邀请大众、期待通过大众检验的文化产品。“新主流电影”通过类型化，加强现实生活的可感性。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程度不断加深，铸造出一批以军事战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类型大片。如《战狼》《红海行动》等影片。“新主流电影”借助明星效应给现实主义带来契机与挑战。《建国大业》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众多华语明星纷纷进入主流电影生产体系，为彼此带来建设性的符号资本。“新主流电影”努力开拓市场空间，让相关产业服务于民。中国电影在市场化的摸索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电影的档期属性，形成了贺岁档、暑期档、国庆档“三足鼎立”的态势。近年来上映的 “新主流电影”也多集中在这三大档期，而且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新主流电影”采用最强大的创作团队、最精良的视听技术以及最有效的发行放映，通过 感官上的震撼和情感上的沉浸，达到综合性的审美效果，潜移默化地激发观众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人民认同，将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书写、中国学派的建构推向高峰。真实事件是“新主流电影”现实主义美学的木本水源。对于公众来说，历史上曾经发生、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不断载入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心理。记忆兼具叙事性、创造性特征。“新主流电 影”只有把“想象的共同体”的记忆经验以各种方式讲述出来，才可以获得不竭的创作动力。真实人物使得“新主流电影”浪漫主义见微知著。把人写好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标准。观 众看电影，最关心的还是人的故事，他们通过注视电影人物的言语、行为并审视电影人物的思想，寻找生命的参考，回望自己的本心。《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所创造的高票房、高热度，固然有强烈视听效果的助力，但能否体现出对于具体处境下的人的凝视才是好电影的终极标准。“新主流电影”在商业片视听奇观的轰炸和艺术片喃喃自语的留驻之间，见证“源于真实、高 于真实”的真实事件与人物。“新主流电影”对于现实、对于人类的关注还包括对于浩瀚宇宙的无限遐想。如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硬科幻”类型影片。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市场也因电影的发展而繁荣，但是“新主流电影”强调：一定要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主旋律”到“新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是一条无限趋近“人民性”的渐近线。观众即人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期待是文艺作品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只有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体味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轨迹，揭示时代的进程，解决他们的困惑，确认他们的认同，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新主流电影”视域下的“人民性”，将在“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上不遗余力。在制片、发行、放映的全过程中，“新主流电影”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始终沿着“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方向，使电影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最优化。
（摘编自黄钟军《新主流电影“人民性”的表述延伸与审美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