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以载道”既是一种文艺创作准则，更是一种批评理论倾向。这种倾向跨越千年，一直深蕴在中国文艺批评体系土壤中，我们无法从价值论角度对其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需要辩证对待。诚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文艺批评无论孤立从政治标准出发还是从文艺标准出发都会出问题，前者会导致庸俗社会学批评，后者则会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泥沼，两者都不利于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五四”以来，对文艺批评实践性的重视实现了对“载道”传统的有效接续，标志性的人物非鲁迅莫属。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他表达了对当时一些“痰迷心窍”式批评家的讽刺：“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这些所谓的批评家犯了先入为主、僵化固执的毛病，没有结合文学实践展开批评。结合鲁迅对当时京派文人“象牙塔式创作观念”的批判，可以看出他的确实现了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的一致。在鲁迅看来，文艺是匕首和投枪，文艺批评也应具有类似的性质，这样才能挣得一个文学的大光明。很显然，这种批评观点与古代“载道”式文艺批评观如出一辙，所以孙郁指出鲁迅“在人文传统和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参照下，从艺术规律出发，以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表达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这一观点富有启发性。笔者认为，其中“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起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指向现实的、有为而作的批评传统。这种传统是对古代“载道”传统的接续，又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实践性的追求相互合流，从而形成了中国当代批评话语。其次，是对古代诗话式批评“直抵本质”的言说方式的吸收。中国古人在表达对某些文艺现象、作品风格、名物句读的看法时，往往省略繁复的论证过程，直接表达个人见解。表面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极不科学，但仔细考察会发现，撰写诗、文、评的作者，往往是各自时代文采斐然的大家。他们艺术修养极高，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见解往往能达到鞭辟入里、高屋建瓴的效果，令人信服且富有启发性。
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批评家往往具备上述特征。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否定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精神却是他们体内永恒的基因。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鲁迅，全文第一次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这个日子正值鲁迅逝世七周年，当时的编者按称发表该文“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此后，以解放区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学习《讲话》精神的活动。作为副产品，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今天看来，鲁迅身上潜存着中国特有的“传统话语”，扮演了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与古代文艺批评之间的中介角色。或者说，古代“载道”传统、鲁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者之间存在微妙的逻辑关系，鲁迅是中介，古代传统是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动力。借助对鲁迅的学习和推崇，实现了文艺批评的“载道”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主流文艺批评话语得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文艺批评领域发挥着显性的指导作用，但往往忽视其特有的中国面孔。实际上，文艺批评中对鲁迅传统、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文艺社会效果的重视，就是在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精神对话。可喜的是，新时代的文艺批评者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养成了一种文化自觉。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这些倡导极具现实意义。将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真正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同时，对“实事求是”的再度强调亦表明了重视事实、实践为先的态度。统而观之，毛泽东与习近平的两个《讲话》都对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批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前者指明了文艺批评的方向，后者则进一步发掘了本土资源的重要价值，产生了正本清源的效果。
（摘编自韩伟《百年来传统文论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互动》）
材料二：
如果依据中国古代“载道”诗学与梁启超等“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的说法，诗歌便被观念化了，反映了一种利用外部理念强行约束人类自由本性的思维。与此不同，鲁迅早年号召人们回到生命的感性世界。为了解释感性力量的有效性，鲁迅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对于生活在热带而且从来没有见到过冰的人，该如何使他明白什么是冰呢？这时，只是堆砌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名词是没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一块冰，让他直接感受冰的刺激。
鲁迅郑重提出了与科学真理相对的“诚理”，由于诉诸个体生命或者内在自我的直接性感受，它提供的是一种不需要向外假借、不需要经过理性锤炼的感性认识，尽管鲁迅使用“理”来描述这种认识的形态，但实际上，“诚理”反对任何形式的理念化、观念化。文学对人生的意义体现了同样的道理，鲁迅指出：“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音，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尽管文学从不诉诸灌输和教导，甚至远离了一切科学化的、理性化的认识形态，但重要的是，它与主体内在的生命经验直接相关，读者在其中领会到的是自我内在生命力的提升。
不过，鲁迅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与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使得他立足主体感性生命诗学原理的同时兼具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指向，在这个意义上，他似乎重新回到了晚清群学与功利主义的逻辑。
（摘编自孙尧天《诗歌、政治与伦理——晚清群学思潮与早期鲁迅诗学观之关联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