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六朝文学的颓风,到唐代一切以革新的面目出现,尤其在诗的方面,水墨画从当时的着色画里独立了出来,它的重要的关联是与诗的关系,是与诗的艺术性的关系。如唐代王维的诗与画,北宋诗人苏轼就称道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此,完全一致的说法,画,不论它是着色与水墨,是富于诗意的,又简直称它为“无声之诗”。
但诗是以文字来描绘人与事物,而画是以笔与色彩来直接描绘的,这显然是有区别的。然而富于形象性和艺术性的诗,是反映现实的人生的图画。虽与画的形式不同,而它所被赋予的描绘的特性,却是完全相同的。水墨画,由于是从当时的着色画独立出来的,它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气质上的特殊生动性,使内容与形式更密切了起来。这一种风格,就与当时诗的艺术性,有了更高的协调,更亲切的关系。
既然称为诗,就一定有诗的境界,通过它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事物,是活生生的情与景的融合。以一种特殊组织的文字所描绘出来的形象,形成了诗的境界,这样,倘使你闭上眼睛,在脑子里转动一下,这些从情与景所融合起来的,通过一种特殊组织的文字所描绘出来的形象,让你清楚地如同亲眼见到了一样,在你的脑子里浮现出这样的一幅图画,让你情感地觉得,是诗呢?还是图画呢?可以说,是诗,也不是诗;不是图画,却正是图画。可以说,这样的诗,是富于画意的。
同样的,画通过了情与景所交织起来的人与事物,通过了水墨的特性所描绘出来的形象,形成了它的境界,让你从这个境界里,亲眼见到这些形象,更从这些形象里体会到了它的情是如此这般的。从形象所表达出来的如此这般的情,以及水墨所表达出来的如此这般的气质,就与诗的艺术情感,有了极大的共同点。诗是用文字来描绘形象的情景,而画是通过形象来显示情,形式虽不同,而描绘的原则则一,艺术性则一,这样只要你偶一凝神,就会情感地觉得,是画呢?还是诗呢?可以说,是画,也不是画;不是诗,却正是诗。可以说,这样的画是富于诗意的。正是所谓的“无声之诗”。
从唐代起,水墨画形成了它的高度艺术性,即通过意匠和笔墨,形成一种高妙的体格对真实来进行描绘的。它的艺术手法沟通与结合了诗的情意。因此,“富于诗意”,成了绘画的高度艺术性。如唐《雪诗图》的故事,据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唐郑谷有雪诗云: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时人多传诵,段赞善善画,因采其诗意景物图写之,曲尽潇洒之思。”又如:“李益长于歌诗,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尽图写为屏幛,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是也。”
这一风尚,一直到宋,诗与画的联系更紧密了起来,经常以一首诗或一句诗来作为绘画的对象。描写的主题,要把诗的意境与情味,容纳到画的意境和情味中;把诗所描绘的内容,通过绘画的描绘,把它刻画与发挥出来。如宋徽宗赵佶的画院,即以“乱山藏古寺”、“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诗句来作为考试绘画的题目,是通过对诗的体会来表现画的精巧构造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更扩展到“题画诗”,在一幅画上,题上诗句,再通过文字的抒写,来补充和增强画境的情意,二者相互倚重,相互映发,画与诗的艺术性,融化为一体。
(摘编自谢稚柳《论诗画关系》)
材料二:诗歌与绘画,既然同是艺术,必然有着某些共同的特性;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间,也必然有着广泛的联系,这是我们在研究诗画艺术差异性的同时,必须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诗歌与绘画,究竟在哪些地方表现出它们的共性呢?
首先,诗歌和绘画都是“模仿的艺术”。所谓“模仿的”三字,实际上是说它们都是再现客观物象的艺术。诗歌和绘画都要以自然界的物和社会生活中的人,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加以生动具体的描绘,反映出蕴含于生活中的美。
其次,诗歌和绘画同样要以丰富而奇特的艺术想象作为自己创作的生命力。德国诗人歌德说:“绘画是将形象置于眼前,而诗则将形象置于想象之前。”(《歌德自传》)绘画和诗歌一样,都将形象置于想象力之前,不过,画家先将想象置于形象中,再将形象置于人们眼前。
再次,诗歌与绘画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艺术创造的初始阶段,人们追求“形似”、“真实”,但是,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形似”的要求,进而提出“神似”的主张,冀望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论画》)的理论,正是这种艺术主张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可见诗歌与绘画有着共同的艺术特征、共同的艺术思维规律和共同的审美追求。
既然诗画艺术存在着共同性,便可以以诗入画,以画入诗,实现自然美、绘画美和诗艺美的转化和融合。诗画艺术的异同,恰恰是诗画艺术融通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认识它们的异同,才能加深理解诗画融通的基本规律和特征。
(摘编自吴企明《诗画融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