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双峰并峙，影响深远，而两者间的高下之比较，也成了中国史学史上最有兴味的话题之一。汉唐间，《汉书》对《史记》占有压倒性优势，因为《史记》被当作诽谤愤怨之书。中唐之后，文风递变，《史记》开始受到青睐，宋人如郑樵和刘辰翁都贬低《汉书》。到明代，文学领域的拟古派、唐宋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清代随着考据学兴起，《汉书》地位相对升高而《史记》稍诎，但也算不上扳回一局。
那么，唐宋间这个“史升汉降”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徐复观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史记》实际上是“以文而见重”。中古中国是个贵族社会，典雅渊懿的《汉书》符合贵族阶层爱好骈文的审美口味。唐以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对散文的爱好逐渐成为主流，《史记》地位因此快速上升。这个解释之外，胡宝国的名文《<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增加了史学内在理路的解释：这和史学从“重叙述”走向“重解释”的变化有关，《史记》贯穿了对历史的某种解释，当宋代以后人们逐渐重视历史解释的时候，《史记》自然就受到了推崇。
在“史升汉降”的转折点上，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唐代的韩愈。韩愈对《史记》推崇备至，他本人“雄深雅健”的风格也和司马迁一脉相承。钱钟书《管锥编》讲：刘勰尚不特重《庄子》和《史记》，是韩愈卓越的鉴赏力改变了这一点。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主张越过六朝的骈文时代，回到司马迁时代，以《史记》为古文典范，由此开始了《史记》的复兴与地位提升。推崇《史记》，韩愈是关键人物，当然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实际上也代表了时代的脉动和文风之演变，此后唐宋诸家、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皆追随其后。
这里我们就着历史思维的一个特点，补充一个对“史升汉降”的观察。这个特点就是“据后以论前”，按历史哲学家阿瑟·丹托的看法，历史评论都是“据后以论前”的：立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断修正对前面发生事情的评价。后人继承着前人，续写着历史，但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看，后人加入历史就会影响前人的历史定位，续写历史同时也改写着历史。后出的历史把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同时使人们调整此前历史的叙述。胡宝国说：“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这段话就是采取了“据后以论前”视角。到唐初为止，除《史记》外，可以说还没有一部成功的通史，到唐宋后出现“三通”、《资治通鉴》等出色的通史著作，长于会通的《史记》随之更受重视；后世纪传体越是蓬勃发展，纪传体鼻祖《史记》的地位自然会越来越高。或许就像阿瑟·丹托的名言“彼特拉克无意开创文艺复兴”一样，司马迁也无意开创“历代纪传体正史”，彼特拉克“文艺复兴开创者”的身份和司马迁《史记》“史部第一书”的地位，不完全是由其自身，而是由其后加入的名家名作推上去的，踵效其后的人物越多、阵容越盛，其历史地位就越高。
（摘编自章益国《“史升汉降”与史学史之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