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①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 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现外国语言文学系）。西洋文学系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并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且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就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严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②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③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④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⑤后来，我同先生在长时间的分离后，在书信上取得了联系。我向他汇报我后来学习的情况以及取得的一些成果，先生回信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 1946年春天，回国后，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可见先生对我的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⑥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时的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的陈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车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