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三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应当加快防疫行政隔离立法，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将防疫行政隔离纳入法治轨道。完善行政隔离基本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防疫行政隔离执法文书制度和专业审核制度。并确立防疫行政隔离“以财政承担为主，被隔离人员承担为辅”的基本原则。
——摘自张效羽《法治视角下防疫行政隔离制度的完善——以对人防疫行政隔离为例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