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贯穿始终，一直作为人类灵魂的支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基础。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关键。
希望大家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古人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在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其中就有许多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像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蒋子龙、谢晋、路遥、樊锦诗、厉以宁、林毅夫、王家福、胡福明、许崇德、杜润生、郑德荣等，他们都是紧跟时代、奉献时代的优秀代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摘自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材料二：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
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时代风格主要是指从历史和社会高度把握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先秦诸子散文感情激越、设想奇特、辞采绚烂，富有论辩性，理当与当时群雄割据、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文学的时代特点不是时代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是时代精神的发酵剂和催化剂。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有“拯世济物”的宏愿，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但他们却都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慷慨以任气”和“志深而笔长”的共同特点。这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又总是发展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时代风格。比如，在欧洲曾此起彼伏盛行过的古典风格、哥特式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时代风格的形成，受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影响，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比如，唐代中后期的古文运动所造成的新文风和时代风格，就是一群古文家的有意识的努力创造。唐初文风承六朝骈俪旧习，成为束缚思想内容的桎梏，一些先行者逐渐要求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到德宗贞元间，韩愈号称上继三代两汉，以自己奇句单行的散文与“俗下文字”（即骈文）相对立，逐渐有众多文人追随。至宪宗元和间，又有柳宗元大力支持，于是声势更大。古文言之有物，具有批判锋芒，一度压倒了骈文，开创一代新文风。
风格的时代性差异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这在一些跨世纪、跨时代的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当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中国的现代作家，大多都经历了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换。如丁玲早年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却受到了挫折，这在她早期带有自传性质的《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中有着明显的表现，作品呈现出一种浓厚的感伤色彩和浪漫风格。在成为左翼作家，特别是进入延安革命根据地后，丁玲的作品和文风都判若两人。1948年她出版的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色彩和写实风格。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