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土地是承载万物的媒介。《礼记》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因为土地的重要性，对土地的依恋也成为人类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心理情结。尽管“恋土情结”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也都有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恋土情结”却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持久。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传统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如《乡土中国》一书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乡土”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底色。可以说，对土地的依恋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逻辑。
作为一种物质和元素，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共识和集体记忆。早在先秦流行的中国传统“五行”观念中，土就是居中的，最为尊贵也最为重要。中国人不仅把土地看作是一切生命的母体，也把土地看作是死亡和灵魂的归宿。在中国传统社会，“入土为安”也是一种重要的死亡和丧葬观念。选择一方“风水宝地”，不仅能够护佑自己，也可以护佑整个家族。中国人信仰的“风水观念”也与土地密切相关。
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在汉语和汉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乡土”“风土人情”“土生土长”等词语都体现了对土地的依恋。中国古代常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社”，即土地神，“稷”则是谷神。在中国文化中，土地及其所生的谷物成为“国家”的代表，这当中体现的即是农业民族的土地崇拜观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土地庙，里面伺奉着“土地公公”或“土地奶奶”。在乡民的眼里，土地神是一方乡土的保护神。“一方水土一方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崇拜观念和祭祀仪式，日复一日，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社会”。可以说，中国文化饱含了对土地的历史记忆，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我们的语言词汇，处处可见“恋土情结”的印记。
对土地的依恋和崇拜伴随了中国文化的始终，并沉淀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不论游子、战士还是商人或移民，他们都会带一包家乡的泥土在身边。“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土地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也是一种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土地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财富，也是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正是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辛勤耕耘，形塑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影响到了士人的价值观，“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一向是中国圣贤先哲所倡导的一种精神。
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也造就了另一个文化基因，那就是平和。固守土地使中国人变得十分温和，乐天知命，安土重迁，这样的民族本能地反对暴力和侵略，追求和平。“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更是把“安土”和“修身”联系在一起，如《礼记》中所言：“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土地与“乡土”情结也影响着中国人的交往观念。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往往局限在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上，“乡土情谊”在中国人的交往观念中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乡谊网络”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浙江的温州人就用“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的方法，把很多同乡和产业带到了世界各地。“乡土文化资本”“乡谊关系”成为华人交往实践和交往理念的重要特色。
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中国文化主张“天、地、人”的和谐共处，这种观念无疑是一种中国智慧，对于今天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也极富启示价值。立足新时代，只有深刻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恋土情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地建立“文化自信”，并在社会层面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发展。
（摘编自潘祥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恋土情结”及其扬弃》）
材料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也造成了中华文化凝聚力的高度集中，因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自觉性非常强烈，这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余光中经历了“双重放逐”，先是到因政治因素与大陆相隔的宝岛台湾，后来又赴美留学，在另一个不同文化的海外生活，他先是接受台湾另一种政治形态的熏陶，后又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也曾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但是思维中固存的“落叶归根”的想法让多愁善感的诗人的乡土情结尤为浓重，以致后来他意识到他的西化是苍白和空虚的，然后清醒地回归并坚定传统文化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一种乡愁情结中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坚守。
余光中对于乡愁的看法是：“所谓乡愁，原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层次，不必形而下地系于一乡一镇。地理当然不能搬家，民族何曾可以改种，文化同样换不了心，历史同样整不了容。乡愁并不限于地理，他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时间。一个人的乡愁如果一乡一镇就可以解，那恐怕只停留在同乡会的层次。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魄唐魂，乡愁则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这段话映射出他认为乡愁中应包含的“文化回归”和对中华民族血脉的认同。“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魄唐魂，乡愁则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投射于他的诗中，更是表现出余光中对故园的渴念以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摘编自傅天虹《诗国的游子—论余光中诗歌的原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