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钟嵘在《诗品》把曹植列于上品，曹操居于下品，而曹丕虽列为中品，却被嗤为“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但就当前文坛对曹丕的研究成果来看，曹丕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抑或是政治统治方面，均毫不逊色。结合曹丕诗歌中出现的赌博、饮酒、乐歌这三类文化现象，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真性情、有能力的贵介公子。
曹丕在《艳歌何尝行》中以挎蒲、弹碁来形容富贵子弟的生活，描绘出“冬被貂酥、夏服绮罗”、“乘坚车，策肥马”的场面。但是，曹丕写这些赌博活动，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的贵族生活，而是为引出“男儿居世，各当努力”的勉励。在曹丕流传下来的诗歌中，宴饮约占到了1/4，但其酒无一不是苦酒。如“前奉玉卮，为我行觞。……岁月逝，忽若飞。”在金盏玉杯美酒的宴会中，曹丕感到岁月飞逝，人生苦短， 酒是好酒，情却是悲情。曹丕在诗中也多处提到歌与乐。如“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丕所写各类乐歌的余音都是“乐极哀情来，嘹亮摧心肝”的悲响，展现出曹丕作为贵介公子的真性情。
曹丕在诗歌中以忧嗟之酒、哀思之乐歌，来陪衬欢快的宴会；在面对贵介公子常玩的赌博游戏时，也能想到不可安于祖荫，而应当在迅速流逝的岁月中不断努力。这些文化现象既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具有敏感的触觉以及缠绵婉约的情感的贵公子，也反应了当时战乱中文人的普遍心态。
（ 选自《浅谈曹丕诗歌中的文化现象与其性情》有删改）
材料二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发轫之作。其中，曹丕对于文学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在《与王朗书》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对于曹丕而言，文章的最基本的功用是应当能使作者名垂千史、流芳百世。
谈其成因，首先，从创作主体看，曹丕才高八斗，自幼随父戎马一生，所闻所见，感慨于怀，人的掌控力太小而“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撰写诗文来寄托自己的壮志，让自己流芳百世。同时他又作为一个善用权术的统治者，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曹丕当时继位不久，稳固政局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典论》这篇文章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化解文人的怨恨情结，诱导文人安心文章，消除文人干政抱负，以期巩固曹魏政权”。这显而易见就是在洗脑劝诫文人们只要专注于文章就可以了。
其次，在“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的情况下，任何野心家在形成一定权势地位后，都特别重视文学文章作为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在曹丕眼中，文士不应当仅仅是应和酬唱的友人，更应该是草檄作颂、纪事铭功的僚属，乃至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智囊。
最后，从文学的角度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特殊，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民族心理而言，无疑是一个很黑暗的阶段。儒家思想失去了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得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肯定。时局的动荡不安又造成了个体对于生与死，存与亡的大面积反思。
一言以蔽之，曹丕所撰写的《典论》阐述了文章的社会功用和对个体的现实价值，树立了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标杆。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摘自《 管窥曹丕“经国大业”辞赋观之内涵及成因》）
材料三
曹丕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他从小就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这时的曹丕，游乐宴饮、斗鸡走马几乎是无所不为，即位前的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就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气，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
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总之，曹丕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