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取得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现在，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二：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20世纪入九十年代，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达到了一个高潮，此后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力推动，一系列重大成果相继面世。
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燕（山）辽（河）地区，分别形成了若干有自身特色和发展谱系的文化区。到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农业相对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有等级分化的区域社会组织，出现了以高等级建筑和墓葬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相应的，在一些大型中心聚落里，上层精英开始以精美的玉石器、陶器等来标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到公元前3300年之前、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初现”的形成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多个区域文明开始萌芽、生长，呈现出多线并进，多元发展的轨迹；同时各区域间彼此交流互动，相互连接，从而形成了东亚地区一个巨大的文明丛体。但此时尚没有哪个区域表现出显著的更加先进的样貌。
然而，到了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这段时间，此前相对均衡的局面被打破了。一方面，各区域文明持续发展，黄河中上游的双槐树、大地湾、南佐、陶寺早期聚落，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些中心聚落，以及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群等，在社会组织规模、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奢侈品所体现的文明成就等方面，都比从前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编作农业区更加凸显出来，里现出更繁荣发达的文明形态。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率先出现“城邦林立”的局面。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更是一枝独秀，考古发现所揭示出的丰富内涵，使得良渚成为迄今能够确认的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显而易见，这个时期中国文前区域文明的发展的重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此后，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史前末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龙山时代，出于尚未确知的原因，此前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等东部平原低地先后渐次衰落，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所在的西部“高地”则持续发展繁荣，尤其是黄河中游开始达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又一个高学，以陶寺、时峁古城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很可能发展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最富集权性，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表达等各方面成就最高的早期国家社会。其形成背景，则是从西亚、中亚传播而来的牛、羊等大型家畜，在我国西北部的黄土地区转化成一种新的生产力，使得原来的较稻作农业文化略显微弱的粟作农业文化获得了新生力量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从而促使“黄土文明”开始崛起。
到公元前1800年以后的二里头时代即夏王朝时期，这种有外来因素加持的生产力持续发酵，尤其是由西方传来的冶金术在中原地区获得创造性发展。夏人率先将复杂的分范合铸技术用于青铜礼容器的制作，将代表当时“高科技”的先进生产力与中国传统的礼制相结合，用于巩固强化权贵精英的神圣统治，同时也创造出世界上独特而发达的青铜文明。此后接续发展起来的商周王朝，更是将中国青铜文明推向顶峰。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所开创的青铜文明，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平期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中原文明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主导力量。
（摘编自戴向明《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