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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羚羊号”停泊于大活口，准备进京与总理衙门接洽并递交国书，逗留期间发现了大沽口拦沙江外的三艘丹麦商船(时值普丹战争爆发)，李福斯立即指示军舰追赶并扣押了三艘商船。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交战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缉拿敌国商船的，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海行使这项权利。总理衙门大臣奕诉以《万国公法》的相关条规为依据，照会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国之权”，李福斯最初以扣留商船之地属于公海范围、自己无全权处理此事为由，拒绝解决此事，但都被奕诉一一照例驳回，同时奕诉要求“另请真正有权之员前来”处理此事，最终迫使李福斯承认“咎在我国”，释放商船并赔偿1500元银洋。

——摘自况落华《大沽口船舶事件：晚清外交运用国际法的成功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