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同治初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甲午以来，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方案。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材料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市开幕，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举行公开会议时，由美、苏、英、中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以示大国的团结。安理会被授予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安全理事会由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包括美、苏、英、中、法5个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关于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非常任理事国的多数票和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之。
——摘自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三：2008年9月，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Chimerica”(China与America的组合)，借以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摘自百科全书《Chimerica》
材料四：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我国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响应。为促成这一构想的实现，中国积极筹建“亚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