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有人甚至说，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乡土文学史。

回头看看汗牛充栋的乡土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赞歌，二是挽歌。赞歌，主要是描述田园景色，讴歌风土人情，作者们回忆过去，被那种生活和经历所陶醉，觉得这也好那也好，情不自禁地写出来。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精品，有佳作，作品中的那些淳朴和美好，的的确确地打动了很多读者。这是一种写法。

但是我们也看到，农耕时代已经过去，田园生活正在改变，传统秩序正在塌陷，美好事物正在消失。作家怎么办？就开始唱挽歌了。挽歌型的作品有很多很多，大多是写过去的旧风俗、旧事物，表达出无限的惋惜，无比的沉痛。

乡土，在今天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二重性。农民从上万年的农耕时代走来，承载着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习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又被城市化的浪潮所裹挟，所推动，从思想到行为，都发生着变化。也可以这样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进入终结阶段，原来的乡土已经改变了模样，散发出现代化的光彩。今天写乡土，一定要写出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二重性。

目前在农村，传统与现代正在交替，变化非常之大。很多年后，后人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年轻人体会不到，需要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他们。譬如，宗法制度的权威在塌陷。过去在一个家族中，长幼有序、辈分分明。遇见长辈，虽然他是个小孩，在晚辈眼里却是个应该尊敬的长辈。对年纪比自己大的长辈，更是毕恭毕敬。到了族老跟前，更是大气不敢喘。而现在一些年轻人，根本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不管是什么叔伯大爷，只要他看不顺眼，照样敢骂敢打。过去家族里有事，就找德高望重的族老去调解，族老咳嗽一声，大家噤若寒蝉，唯族老马首是瞻。现在不行了，长辈权威荡然无存，当事人有事不找族老了，而是找干部调解，或者直接上法庭控告。

（摘编自赵德发《乡土与文学》）

材料二：

《乡土本色》回答了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每个人都是自己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一个“伦”的格局。在费孝通之前，曾有学者以“伦”做突破口，就传统社会中的差等关系做过相关研究，比如潘光旦：“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伦”重在分别，是有差等的次序，礼记中讲究的“十伦”，就是在讲一个差等问题，要求“不失其伦”就是在维护人与人的交往网络中所遵循的差等纲领。虽然并不是整个封建传统社会时期都是这样，但毫无疑问，这样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几乎造就了中华民族传统社会时期的性格底色。

《无讼》涉及的法制化推行问题，则是基本性质在法律上的体现。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缺乏流动性。在这样的熟人生活中，乡土秩序所依赖的规矩，在“乡里乡亲”的交往中自然形成并被大家认可、遵守、流传下去。村里的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是礼俗规则。

村民与外在的法律规则相距遥远并不熟悉，不靠专门的机构来传授，而是依靠熟人间的亲密行为习得并传承下去。这种规则是“礼治”的基础，也是乡村中常见“无讼”状态的原因——人们依靠这样的公序良俗各得其所，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法律介入。

法律普及入乡村的生活一大难点便是，有时尚未得到建立法治社会的好，反而先得了破坏礼俗规则的坏。中国素有调解的传统，对乡村中的大部分纠纷来说，解决办法通常不是付诸公堂，而是通过调解。

但在现在的法学观念中，调解作为中国的法律传统，是与礼治和人治的社会形态紧密联系的，不符合法治社会人们权利意识兴起和审判实践发达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调解传统不宜作为法治建设中的本土资源。这种观念将调解与法治置于对立面上，使得法治向基层普及推进时不得不先摧毁调解制度，而带来上述的大难点。

现在的中国乡村还是乡土中国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现在的乡土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该怎么样来解决中国现在的乡村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乡村既是乡土中国，又不是乡土中国，应是后乡土社会。以《乡土中国》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后乡土中国概念，是解决当前乡村问题的抓手。

（摘编自张骏驰《从认识乡土到破局乡土——读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三：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照法律政策及道德规范对当事人规劝，促成互相谅解，达成协议的活动。

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想与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社会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嬗变的思想内涵。民间调解具有扎根民间、灵活经济的特点，人民调解继承了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然而人民调解必须舍弃传统社会民间调解“一味强调对社会秩序维护”的狭隘政治功能定位，建立起民众利益保护和社会稳定有序并重的调解制度，使人民调解与和谐社会、法治国家相得益彰，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

（摘编自吴德成《民间调解向人民调解的嬗变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