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萌生“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维新思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作为联结同志，开通风气的一种有效方式，组织学会自然是“合群”的题中之意。 因此，学会便作为康、梁等人“合群立国”的主要举措之一，应运而生。
——摘编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结社非常普遍，“社会”极为普遍地成为其总称。从 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刊物《浙江潮》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广泛使用近代意义的“社会”概念；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 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部分革命党员意识到自己是“中等社会”的代表，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尽管“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他们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整理
材料三：“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才出现34次；1919年，“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 685次。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写道：“自马氏与昂格思合著《共产者宣言》……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