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典与名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人们一般不会做深入思考，常常会把经典与名篇连用或混用。
“经典”一词，本是专就著作而言，人们把一些重要而又有指导性质的书称为经典。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是经典，但是属于儒家、儒术的经典。此外，道家、佛教也都有各自的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便被视为道家的经典，《六祖坛经》便是中国佛教的经典。随着经典一词在运用上的扩大和延伸，也发展到文学领域来了，我们会把有些有影响力的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乃至《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叫作文学经典。外国文学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小说，也便称为了外国文学经典。
再到后来，“经典”一词在文学领域又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挥。有些人把有些历代传诵、反复入选的著名诗歌或单篇散文，也称为经典。如一提到李白的《将进酒》或《静夜思》，或是杜甫的《登高》、王维的《渭城曲》，或是苏轼、陆游的某些词，老师便会说：“这可是经典名篇，要记住，最好要背出来。”于是，在《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后，又便有了《唐诗经典选读》《宋词经典选读》等。其实，这都是一些诗、词、作品的选编，并不是原来的著作本身。有些甚至还称“金典”，有意识地标新立异，吸引人的眼球。
在西方也有人说，那经常挂于嘴上的就是经典。其实，能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文学史意义，并在艺术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有些文学作品尽管很有名，至今流传，足称名篇，但未必具有文学史意义，仅仅只是名篇而已。这是经典与名篇的最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与名篇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如王维的《红豆》等五绝，王昌龄的《出塞》等七绝，苏轼的《赤壁怀古》诸豪放词，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些杰出的婉约词，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散文，马致远的《天净沙》等散曲，均属此类。二、有些是经典，却未必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诗经》中的经典诗篇很多，但人们除了能记住《关雎》等数篇以外，其他就很难记住了。此外，像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潘岳的《悼亡》诗，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等山水诗，也都是公认的诗中经典，却都不是流传甚广的名篇。三、有些仅是流传的名篇，却难称经典。除了上面提过的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以外，苏轼、杨万里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绝句高手，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七绝，但像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杨万里的《过宝应具新开湖》等篇，虽流传至今，但有唐人和王安石的绝句在前，文学史的意义已不大。
为何唐宋诗词经典多脍炙人口，成为名篇，而之前的经典难成名篇？这里的原因是夕万面的。第一，口语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口语化的时代。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句，与现代的诗毫无二致，简直就像现代人写的。但在唐以前的大量诗篇，包括《诗经》《楚辞》以及曹植、阮籍等大家诗作，都未口语化，只有《古诗十九首》中一些诗句接近口语，但只是个别现象，远不如唐诗那样大量涌现。诗能口语化，便明白如话，一听就懂，也就易记易背，容易流传。第二，格律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又进入了一个格律化的时代。尽管在唐以前，沈约曾创“四声八病”之说，有些符合平仄要求的五言绝句也已出现，但格律诗的全面出现，是在唐代全面兴盛的，以致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潮流。这种诗歌的格律化和格律在诗歌中的普遍使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使诗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易记易背。
（摘编自《光明日报》孙琴安《经典与名篇》）
材料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散发着永恒魅力，它融化在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成长为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各民族的人民才会像珍爱宝藏一样珍爱自己的经典，反复地阅读它，持久地阐释它。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尤其不乏经典，没有经典，就难有民族精神的表达。捍卫经典就是捍卫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如刘勰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的历史长河流淌到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被打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经典。有学者指出现代时期的“鲁郭茅巴老曹”，就是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因为葆有各自的思想价值与艺术特性，已成为现代时期不可替代的文学标记，正是经由他们，古典文学才得以成功地过渡到当代，开启了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新纪元。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把文学经典的标尺应用于当下，以创意的形式负载精神的内涵，以典型的形象反映时代的情绪，并葆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与民族气派上看，当代文学前30年中的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马烽等，因为分别创作了具有时代标记的重要作品，并营造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天地。而当代文学后30年中，写出了《白鹿原》的陈忠实，写出了《红高粱》的莫言，写出了《秦腔》的贾平凹，写出了《尘埃落定》的阿来，写出了《长恨歌》的王安忆，也都可视为经典性的作家。21 世纪的现实，与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但是，“红色经典”仍然是今天读者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源。《红旗谱》《红岩》《红日》等作品先后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根据左联作家叶紫的小说改编的《星火》创下了当年央视收视率的新高。那些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浴血奋战、舍生取义的英雄，无论在哪个时期、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下，都是需要的，都是必须肯定的。我们不必讳言“红色经典”有其自身和时代的局限，但是，在文化和文艺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它对于物质至上、欲望横流的警示，它对于正义、平等的吁求，它对于底层的苦难和受压迫民众的同情和尊重，都是当下的许多文艺作品所忽略乃至根本无视的。
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史诗，记录了民族的心灵和情感，标识着共同的审美追寻和价值认同。而今，身处信息时代，各种新鲜资讯和时尚诱惑无处不在，经典陷入了尴尬：被时尚所惑，远离经典；以历史重估的名义，颠覆经典；在娱乐化浪潮的蛊惑下，消费经典……没有自己文学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经典却不知道珍惜更加可悲。
（摘编自《人民日报》“文学观象”：《捍卫文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