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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先秦《诗经》与后世所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大到能形成不同的文献体系,这又说明《诗经》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骨干”或者"核心”。一般认为,《诗经》的产生及流传与周代的礼乐制度密不可分,因此上述所谓"核心”必然与礼乐制度的建立及其功用有密切关联。可以想见,当周初礼制建立之时,与礼乐配合的"诗”便成为一种需求,当时被纳入礼乐系统的那些作品,便可视为《诗经》最早的核心,它们的功用与分类也就构成了《诗经》的"早期形态”。但今本《诗经》的风、雅、颂三分显然不可能是最早的分类,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周初礼制存在与风、雅、颂对应的三分,这三者本身的时代差距也很大,比如国风、小雅中仅有部分诗作可能产生于西周。另外,传世文献对风、雅、颂的称述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在《诗经》形成的最初阶段,它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

古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过讨论,顾炎武《日知录·四诗》中提出的"四诗”说即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顾炎武所谓"《诗》之本序”,其实就是在探讨《诗经》的早期形态问题。因为《邶风》等以下十二国风产生时代较晚,只有《周南》《召南》和《豳风》有可能产生于周初。所以以情理论,周初建立礼乐体系时,《诗经》只可能有南、豳、雅、颂四类。

顾炎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雅、颂先不论,二南与《豳风》除时代较早外,同其余国风相比还有许多特殊之处。先说《豳风》,其中《七月》篇最为特别,它被认为是周民族还生活于豳地之时便流传的歌谣,可能在周公时被整理写定。而《豳风》其他篇目也与周公有关,产生时代应该比较早。《周礼·籥章》记载周人祭祀诗乐中有"豳诗”"豳雅”"豳颂”的说法,传统观点认为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表演《七月》一诗。因此,将《七月》或者"豳”归入"风”就很不合理。

至于《周南》《召南》,其特殊性更加显著。首先,《小雅·鼓钟》有"以雅以南”,南与雅并列,学者据此将"南”解释为乐器、乐调、诗体等。其次,二南的礼乐地位比较特殊,《仪礼》载乡礼、燕礼、射礼等皆要演奏二南曲目,称为"乡乐”,同时二南又被认为是"房中之乐”。再次,孔子对二南特别看重,《论语·阳货》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大量论及二南,其比例远超其余国风及雅、颂。最后,目前所见各种文献,凡能体现国风顺序的,二南皆在最先,无一例外。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南”最初应是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类目,后来才归属于国风。

最后再简单讨论一下雅和颂。《大雅》中部分篇目时代较早,如《文王》《大明》等祭祀诗,这应是"雅”类得以确立的核心。也就是说,最初的雅应是祭祀祖先的歌乐。《小雅》则更是礼制演变及宴享诗乐进一步独立的产物,所以《仪礼》所载士阶层的礼制,大量使用了《小雅》中的篇章。至于颂,因为《商颂》《鲁颂》比较特殊,这里只讨论《周颂》。一般认为,《周颂》是西周陆续产生的宗庙祭祀乐。

那么,最终我们就看到,在西周初年为配合礼乐制度而产生的"诗经”,当由南、豳、雅、颂四部分组成,这便是顾炎武所谓"《诗》之本序”的"四诗”。它们分别代表了构成新的周文化的四种子文化,或许也代表了当时四种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势力,即周王母族、周之旧贵族、灭商过程中诞生的新贵族、殷遗民贵族。周初的礼乐制度建设,正是为了调和这几种文化或政治势力,建立并维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而,随之产生的《诗经》,也就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种文化、政治生态。

(摘编自姚苏杰《<诗经>的早期形态与"四诗”》)

材料二:

礼乐制度是由西周时期周公初步制定,后又经过不断增补而形成的一种十分严格的制度。礼乐制把上层社会的人分成许多等级,再依照等级地位的不同,规定所实行的礼乐。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周王沿袭了殷商的社会结构,将人民分为四个阶级,即国王、贵族、平民和奴隶阶级。在周王朝,阶层间的界限不但是绝对的,而且也是庄严、不可逾越的。

礼是具体的社会规则典章,目的是维护当时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而乐是推行这种制度的手段,因礼而设,为礼服务。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就是周王朝为了实施礼乐制度而设置的。这一机构包含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部分。"礼乐制度”中的"乐”基本指的就是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由春官中的大司乐领导,并由贵族担任音乐教育方面的各级负责人。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音乐活动的阶级控制是相当严密的。在音乐教育方面,礼乐机构主要培养的对象是帝王和贵族子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民间选拔出来的青年。这些选拔出来的青年被提升到下层贵族的等级中间,与上层贵族子弟一起学习音乐。《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王朝统治者对广大人民进行有意识的音乐统治,其目的在于巩固周王室统治,使人民保持和平的态度,防止奴隶反抗。

(摘编自丁超《<诗经>与中国礼乐制度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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