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经过五四学人的引进与讨论，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核心命题。前者强调文学的实用性及其与社会人生的关联；后者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与自我抒发。徐复观以其对中西文化深刻的理解与比照，敏感地意识到“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中国已经讨论了一千多年的“文以载道”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徐复观尝试用传统话语来说明这个问题：世界文学，可分为两大流派，一为“为文学而文学”的流派，专讲形式之美而不重视内容，此正有似于刘彦和所遭遇到的“言贵浮诡，饰羽尚画”的文学。另一为“为人生而文学”的流派，注重内容，注重人性的发掘，人生、社会的批评，以文学为人生教养的资具。用中国的方式来表达，即是文必载有人生之道的“文以载道”。
徐复观对“文以载道”与“为艺术而艺术”关系的思考，主要是借助庄子艺术精神的阐释来完成的。他曾尝试用“为艺术而艺术”的流行名词概括庄子的艺术精神，但自觉“西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常指的是带有贵族气味，特别注重形式之美的这一系列”，与庄子着眼于人生，以人格所流出的艺术精神，并不相符合。他认为庄子艺术精神所折射的个性与社会性的融合，开辟出的是另一种形态的“为人生而艺术”，这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最后，他总结道：“为人生而艺术，及为艺术而艺术，只是相对地便宜性的分别。真正伟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对人生社会，必能提供某一方面的贡献。”这样实际上又回到了“文以载道”的框架内。
“为人生而艺术”与“文以载道”之间的互释，一方面由于前者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未及界定的自明性术语，“人生”内涵的模糊性，使它本身具有足够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文以载道”所指向的道德理性本身具有尊重生命、关注现实的人文品格，如果不局限于历史语境，它也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性的理论话语。这就为徐复观在二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可能。“为人生而艺术”本身可以看作“文以载道”为适应新的语境而经过调整和转换后的面貌，它们的内在精神高度一致。无独有偶，李泽厚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背离古代士人传统，所以他认为“为人生而艺术”在现代获得提倡离不开“文以载道”这一古典传统的潜在支持。
基于“文以载道”与当时文学创作之间的通约性，徐复观对近代以来的“反载道”倾向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几十年来我国谈文学的人，常常以为道德是与文学不相容的；为了提倡文学，便须反对道德……殊不知道德的教条、说教固然不能成为文学，但文学中最高的动机和最大的感动力，必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与艺术精神，是同住在一个人的情性深处。
徐复观在这里指出了新文学“反载道”的症结所在，乃在于对“道”本身的狭隘化理解，不能突破刻板的印象而发现文学的普遍规律。他对“载道”观的辩护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道德意识与艺术精神在心性根源之地，常融合而不可分，是对近现代普遍存在的“审美”与“功利”二元对立态度的超离。这正如朱光潜所说的“因为‘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共有一个生命”，倘若“承认人生为有机体，便不能不否认艺术活动可以孤立绝缘，便不能不承认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第二，道德所成就的文学层次和文学境界是“伟大”。徐复观多次使用“伟大”一词以指称践行儒家思想的作家及其作品，这应当是可以与西方的“崇高”对举的一个范畴。徐复观认为通过“道德心”的培养来扩充生命的容量，由此激发无限的责任意识和悲悯情怀，进而生成卓然的感动能力和创作动机。这便能够突破常人的种种局限，拓宽文学的视野和疆域，提高文学的素质和境界，最终超越个体而联结全体，成就阔大而深厚的文学气象。思想性、群体性、担当精神是这种“伟大”不可或缺的品质。
(摘编自秦维《徐复观对“文以载道”的现代疏通》)
材料二：
首先，“文以载道”中“文”与“道”的关系，远非将“文”看作是“道”的工具和手段那么简单。中国的“文”从诞生之初，便有着与“道”二而实一、不可分离的这样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对“文以载道”作出简单的文学工具论的推理，不能将其视为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路障元凶。
其次，“道”的含义相当宽泛复杂，几乎包含符合一切传统文化精神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刚柔相济、和而不同等。
中国文论的发展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时时上征，时时反顾”之上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细化到“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我们既要摒弃“文以载道”在宋儒明儒口中的唯工具化倾向，又要深入民族文化传统，探索其中的文化积淀。对于在五千年文明基础上形成的那些民族之大道、达道、宏道，我们要真正切实地了解、科学合理地定位、真诚坚定地信任，并且以“文”明之，以“文”贯之，以“文”载之。如此才能使“文以载道”这样的古代文论命题“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摘编自赵玉敏《“文以载道”理论的语义溯源及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