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简牍是纸张发明前中国古人用于书写文字的载体。根据长宽尺寸，分为不同类别：长条形较窄的称简，长方形较宽的称牍。
简一般长约23厘米，宽度在0.5～1厘米，一般每简写一行字。根据材质不同，分为竹简和木简。我国南方盛产竹子，所以目前发现的多为竹简。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竹子较少，多为术质简，所用木材一般为胡杨、红柳、松木三种。牍比较宽，有的可宽至6厘米，长度多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制，用来写信或抄录医方、历谱等，墓中发现的牍大多用来记录随葬的物品目录。
古时在竹简上记事，先以火烤青竹，使水分如汗渗出，便于书写，并免虫蛀，这道工序叫汗青。将竹火炙去汗后，刮去青色表皮，以便书写和防蠹，这就是杀青。杀青完成后，竹简才能供书写所用。古人以“汗青”喻史书，如文天祥就写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木简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杀青”工序，文献没有记载。陈梦家考察武威出土的木简，认为除少数受潮弯曲外，十分之九都是平直的，看来木简是经过风干工序的。
将简用绳子编连起来，就制成简册。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册”字，为简册之形，编有两道书绳；又有“典”字，为册在几上之形。《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金縢)记载：周武王有疾，周公为之祈福，“史乃册祝”。又《诗经·出车》曰：“畏此简书。”可知最晚在商周时期，已经有了条状的简和编连之册。
在纸发明以前，简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书籍有竖行的界栏，展开的书页看起来亦如同简册。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许多词汇如“册”“篇”“编”“连篇累牍”“韦编三绝”等，都与简牍的形制有关；“杀青”“汗青”“罄竹难书”等则与简牍的制作和用材有关；“删改”“刀笔吏”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具书刀有关；“尺牍”“封缄”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书制度有关。
(取材于马玉芸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古人也以丝帛为书写的材料。但丝帛较责，故大多只用来抄写重要的典籍和绘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竹、木制成的简牍是最流行的文字载体。汉时出现了纸，并逐渐推广使用，但简牍却没有因此被迅即淘汰，而是与纸共存了数百年。《桓玄伪事》中记载：“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可知在4世纪末的东晋中期，经统治者颁今后才废止简牍。由此算来，简牍在中国的使用历史至少有千余年。
与纸相比，简牍较为费材，制作与携带也不算方便。然而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就是以大量的简牍制作的官文书来运作政务和推行统治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时天下大小事皆决于上，秦始皇日夜所读的官文书“至以衡石量”。王充《论衡·别通篇》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而从出土简牍实物来看，秦汉时期的官文书不仅数量惊人，种类众多，格式也颇为繁复。这些用简牍来记录和承载的法律、政令、计账、户籍、券书等，对于庞大帝国的体制维系和管理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简牍虽显笨重，却相当耐久。大量的典籍，因当初被抄写于简册而流传下来。这不仅是指我们今日所见出土简牍中的古书，也是指那些自“简牍时代”而流传至“印刷术时代”的古书。值得注意的是，纸虽轻便，但脆弱易毁，故今存早于唐代的用纸书写的史料极为罕见。有学者指出，纸在其发明之初，或许对于书籍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印刷术的出现是在数百年之后，其时不少用纸抄写的书籍已经散失，相反的，那些用简册抄写的更为古老的书籍却得以长久存留。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简牍在中国各地陆续出土。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竹简，时代最晚的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所出土的晋简。这些简牍的内容甚为丰富，不仅有多种文书档案，还有大量的书籍、私人信件、历谱以及丧葬用的遣册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宝贵的书法墨迹。
(取材于马怡的相关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