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依附传统经学之文字训诂是汉语虚字研究的主要手段。尽管语言学的研究早已指出，古人讨论虚字的另一途径是将其作为文论中的修辞、文章作法，但相关话题似乎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要通解此议题，在经学传统外，还需将其置于同样强大且形态鲜明的古文辞传统下，厘清古代虚字论的发展脉络。

汉代以来，随着文章修辞观念的加强、语句的由简趋繁及偶对句式的逐渐流行，虚字渐为文家所看重的，主要是补足语句和黏合文脉的作用。特别是魏晋之后，排偶进一步发展为古文辞的重要语言形式，对偶句式的密集运用，易导致文章的意脉切割和层次弱化，因此虚字在语句和结构之间的黏合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由此不难理解刘勰对语助“弥合文体”作用的揭示，他强调在“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在文章结构脉络的层面揭示出虚字连缀文句、衔接意脉的作用，这既是对汉魏以来文辞创作及语言组织规律的总结，也为古代虚字开辟了一条辞章学的诠解之路。

中唐以降，文坛主流文体由诗赋、骈文向句式更为灵活的古文转变，善用及多用虚字成为此时期古文辞创作的一种倾向，特别是宋人，尤擅长运用语气助词。相应地，唐宋两代虚字论的一大进展，便是以语音为切入点，其理论资源当可追溯至汉以来经学训诂中的声训法，刘勰就曾指出《楚辞》“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语助余声”的说法发展到唐宋时期有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唐人从言语和口气出发，将虚字的发声和语句的尽意结合。二是宋人归纳虚字迭用法，将《诗经》《楚辞》数句迭用“兮”字的修辞效应类推到古文中。同一虚字在句末反复出现，是唐宋文家重视虚字技法的极致化表现。从修辞效应来看，所谓古文的“起八代之衰”，虽然在语言上淡化了骈语俪句的齐整节律，但借助虚字的技巧化运用，尤其是句尾虚字的重复使用，也可获得散体文独特的节奏感。

元明时期，古文辞的发展基本上以宋代所奠立的古文之学为框架，其中一个方向是在创作论层面，强调如元人郝经、明人唐顺之所揭示的文章有法及以法为文。虚字在此背景下被进一步理解为文法要素，并成为以写作为导向的实践型文章学之重要构成。明人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晰，晚明文法汇编收录《助语辞》及《文则》的虚字论部分，并视为习文必要之“操觚字法”，表明虚字作为文法的观念在明代得到强化。至清代，尽管出现了“训诂派”与“修辞派”的分庭抗礼，但事实上，如刘师培所说，“高邮王氏、雒山刘氏，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王、刘二氏的虚字训释也兼顾文章修辞，而体现出训诂与辞章相交叉的特征。

综上所述，古代虚字论的发展基本围绕训诂和修辞两条路径展开。“语助余声”及“弥合文体”两种说法，代表了中世文论对虚字修辞功能的基本认知，也推动古代虚字研究从经学中的字类训诂到古文辞作法的转接。宋元以后，随着文法论的推进，虚字被作为“操觚字法”而纳入近世实践型文章学的建构之中，进而影响清代“因字类而兼及文法”的虚字释义范式。

（节选自龚宗杰《汉语虚字与古代文章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