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是史传散文，《离骚》是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鲁迅先生能异中见同，一眼看出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篇“无韵之《离骚》”。《史记》与《离骚》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史记》所表现的审美理想与《离骚》一脉相承。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着明显的尚奇倾向。尚奇的审美观，使他对历史上大量的奇人、奇事、奇功、奇计、奇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影响到《史记》的取材和艺术风格。屈原的审美观也有着好奇的倾向。且不说他的穿戴与众不同，就是从《离骚》中所写的以鸷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等情节来看，已经够令人叹奇不止了。这些只是外在表现的不同，就精神实质而言，屈原与司马迁都称得上是悲剧诗人。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屈原的《离骚》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出战国后期楚国历史上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深刻过程，因而富于悲剧的崇高美；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了中国上下三千年间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相迭代的深刻过程，因而也富于悲剧的崇高美。
其次，《史记》深得《离骚》的情韵，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意思是说：《离骚》是因情而生文的。他写历史，本不该夹带过多的主观感情，但由于受到《离骚》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带诗的情韵。刘熙载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的内在联系。
再次，《史记》从《离骚》中吸取了讽兴当世的力量和反传统思想的精神。司马迁曾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这一看法，说明他很推崇屈原讽谏、争义的胆气。《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代史。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不怕触犯忌讳，大胆地讽兴当世。
《史记》与《离骚》神合韵谐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与屈原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汉文化实际上是继承楚文化而来的。李长之先生曾把汉朝的建立说成是“楚文化的胜利”，李泽厚先生认为，对汉代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屈骚传统”，这个见解十分深刻。
（摘编自吴汝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
材料二：
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对后世文艺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确乎罕见。所以如此，正由于屈原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底深沉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王夫之解释《九辩》时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也很重要，它点明了好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它指出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见源远流长，其来有自，确乎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和模拟。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本是可歌可舞的。近人考证也都认为，像《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所以它是集体的活动而非个人的创作。第三，“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形象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不抓住这一关键，很难真正阐明两汉艺术的根本特征。
（摘编自李泽厚《楚汉浪漫主义：屈骚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