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启超于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提出他的“新史学”思想:“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材料二 梁启超:“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