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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以姚鼐、吴德旋、祁寓藻、张裕钊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三者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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