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个性化创造活动和结果，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要体现创作主体的情感、思想、意志和愿望。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创作主体的生存境遇必然会影响其审美判断，从而影响其创作风格。现实的社会生活绝不是艺术家的敌人，它造成痛苦和失望，但对于艺术激情的产生来说，这恰恰是必要的准备。正如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刘勰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因此，建安风骨所透露出的悲凉慷慨之气使人触目惊心，其忧郁悲凉之感让人心绪颤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刘勰的这段话可谓是对建安文士创作情感的最好描述。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迷惘，这双重困境必然会在建安文士们的审美情感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审美肇源于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的不同表现，就会使审美主体相应地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从而分别给予不同的审美判断和评价。崇高作为反映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一，与审美主体自身因素（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等）以及在审美过程中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频繁的战乱和疾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大批建安文士的生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如果说生命在瞬间的消逝只是一种命运的劫数，或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话，那么精神价值的失衡和无所皈依就更促使文士们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一方面，正是人们面对战争的摧毁强力，感觉生命的存在力量在它面前不堪一击；另一方面社会价值的整体失衡，可以说又毫不留情地给了人们本已脆弱的灵魂以沉重一击，他们所做出的种种抗争、追求是毫无意义的渺小。崇高体验大都是艺术家遭受心理挫折时的异常体验。在自然界的外物面前，不管是数学的还是力学的巨大或宏伟，都首先给艺术家以威慑和震撼，迫使他自惭形秽，反躬自问：在如此苍茫的宇宙中，作为如此渺小的生物，我的存在是否太可悲、太可笑、太脆弱，不值一提？因此，我们可以说建安时期的战乱、疾疫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失衡是崇高感产生的契机。
至此，建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崇高感就不难理解了：明净的大自然与错综复杂、肮脏丑恶的社会人事形成鲜明对比，此时文士们极易领悟山川草木之不朽和个体生命之卑微，便不由自主地升腾起崇高的愿望，从而努力把有限的自我融入无限的宇宙天地之中。在对物质不灭而人生短促的崇高（审美）体验中，一股浩然正气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作家的心灵，激发他们的人格力量和向上的决心去与巨大狰狞的外物抗衡，以超越挫折，最终实现“我”（人格力量）的升华，使“我”获得非凡的能力和意料不到的观世高度。
（摘编自吴巧云《建安风骨的美学阐释》）
材料二：
“风骨”属于中国传统的文论范畴，它既可以用作文学批评，也适用于书画、人物的品鉴。在中国的文论范畴中，“风骨”体现为情志和思想的刚健正气之力。以此观照雪莱的诗歌，发现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西风颂》等诗作中所蕴含的崇高正气之力恰好与此相通，从而揭示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在某些层面上的可通约性。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释“结响凝而不滞”句，指出“凝者不可转移，声律以为贵”，声律调畅而凝练，文章读起来就铿锵有力。因而，形成了文章声律美的效果。基于汉字的单音节现象和齐梁以来的“四声说”，构成了中国诗歌或激越高昂、或沉郁苍凉、或简淡清亮的声律特色。而英诗在音节的轻重和音步的长短错位中也形成了诗歌独特的声律美。韵律在英诗中的植入，形成了英诗的多重音象。雪莱尤为推崇培根文章中波澜壮阔的声韵，认为它超出了人心的局限，带着人的心灵一块倾泻，涌现它与之共鸣的宇宙万象。在雪莱的诗作中，因其情感的奔放与韵律的短促有力的和谐统一，形成了诗歌声律的铿锵有力，从而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磅礴的气魄，如他的《西风颂》就体现了这种特色。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声律铿锵有力的诗歌在雪莱诗作中既非个别，也非偶然。《西风颂》固然是此中的一个代表，但除此之外，像《颂歌》《苍天颂》《云》《致云雀》等，都是声律铿锵、节奏明快的名篇。尤其是《致云雀》，雪莱以饱满的激情和充满张力的语言，写出了诗人内心的激情和高昂的斗志，体现了声律的调畅凝练。这正与刘勰《风骨》中所说的“结响凝而不滞”相通约，展现出“风骨”的声律特色。
虽然雪莱追求诗歌的自然成文，但是追求诗歌写作的自然性并不拒斥对语言的锤炼。雪莱也是在不断修改自己作品中，完成其诗篇对雄壮伟力的表现，并非全凭最初的灵感。他在《诗之辩护》中指出，语言、形式等诸多因素是组成广义诗歌的素材。而对于狭义的诗歌而言，正是语言，尤其是具有韵律、力量语言的特殊配合，才创造出无上威力的诗歌。他认为倘若诗歌文辞使用妥当，就犹如“火星”“原子”，充满了精神，饱含电光。这正与“风骨”的“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具有属性上的相似。
此外，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诗篇中，由于其鲜明的抗争性、昂扬的斗志及其乐观的精神风貌，也营造出了诗歌“风骨”高昂刚健的格调。在雪莱的一些抒情诗中，这种格调表现得尤为明显。希腊神话是雪莱诗作题材的主要来源，雪莱对希腊神话的崇高形象情有独钟。这些富有力量的神话形象经过雪莱天才诗情的改造，从而具有了现代精神。雪莱《阿波罗之歌》中对阿波罗的阳刚形象加以赞美，诗中的阿波罗象征着光明和正义，那些有奸伪、欺诈的恶念的人都对阿波罗敬畏三分。因而诗歌的高昂格调就在正与反、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突显出来。阿波罗与黑暗、邪恶的斗争，揭示了胜利的可能，预言着最后光明的降临。因而，马克思又称雪莱为预言者。
（摘编自李玮玮《雪莱诗歌的中国阐发研究——论雪莱诗歌的“风骨”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