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牧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叔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钟嵘《诗品》里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一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摘编自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
材料二:
《古诗十九首》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和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和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的生命呢?所以“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和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上不同于后世的腐败之作。汉末到魏晋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在这种人生感叹中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随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陆机)、“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的政治悲愤,都有一定的具体的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的“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