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明文学理论家一反传统鄙视小说、戏曲、民歌的偏见,甚至把其置于诗、史之上。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批判假道学的同时,突显了真挚爱情的伟大力量。徐渭晚年的诗文创作不要法度,不去追求某种人为的效果,倡导“越俗越家常越警醒”。针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袁宏道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还说自己写诗“非从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晚淸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的诗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变革精神。同治、光绪年间黄遵宪的诗广泛地描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充满爱国热情,还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等倡言民族民主革命,影响很大。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曾朴的《孽海花》大胆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设路野心。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材料二 人文主义者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帜,却并非复古派。但丁用意大利托斯堪纳方言写作《神曲》,声称自己的诗首先是写绐群众看的,因此不能用群众看不懂的古文来写,彼特拉克扱力宣扬“凡人要先关怀世间的事”,薄伽丘则无情地揭露、讽剌了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的腐朽生活与败坏道德,并热情赞美了纯真爱情。塞万提斯认为“任何作家如果离开了迫近真实的准则.或者是离幵了一切创作臻于完美所必经和摹仿自然的道路,那么所有的一切就不可能达到”。
——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