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隐士可以分为政治性隐士、宗教性隐士和生活性隐士。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自然文学的作者们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等。
东西方隐士们并不是目不识丁或能力欠缺的凡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常的文化修养和人生智慧。他们并不是不能做官发财，而是不愿过那样追求名利的人生。出世与入世只在自己的内心选择，且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他们都对繁华尘世感到深深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被俗事缠身的生活，想要寻找世外桃源避世隐居，同时在精神上步入从容闲适、与世无争的隐逸净土。他们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所以这些隐士们安静恬淡，舍弃了对物质享受的追逐。
西方的隐士们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体本位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牵绊。所以他们不拒绝名声，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美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创作。与之相比，中国的隐士们主张“天人合一”，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率真环境中解读人生的“真意”。但“欲辩已忘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写作较少，主要修身养性，力求自身精神的解脱和内心的平静喜悦。而且中国的隐士们虽然也享有极大的声望，但他们与现实世界脱节，认为为人所识并不值得称道，宁愿做一枝无人知晓的空谷幽兰。东西方在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大相径庭，东方隐士多是纯粹为了远离喧嚣而出世，属于个人主义；西方隐士多是为了入世而出世，属于功利主义。
两者在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中的“不约而同”，则反映出人类向往自由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而这恰是后工业时代人们弥足珍贵、求之不得的，也正是现代隐士文化重新兴起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张薇《中外隐士文化对比》，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一类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当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后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将其归为“隐逸”“逸士”。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下。假如您不把所学知识“货与帝王家”，简直没有出路。而归隐便是这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表面看，隐居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实不然。隐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或对现实政治不满，以此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抗议。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假如读书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动甘居下流了。范蠡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后，看穿了越王的为人，弃官不做，泛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之上，后来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识分子不能医国，就去医人，但看看华佗，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权威是个什么下场了。无奈之下，只好隐居，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联系，哪怕生活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著，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相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中国无此传统，即使研究了也没有出路），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了这些人一条出路。
隐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头脑者，如东汉恒帝延熹时的汉阴老父，汉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只有他“独耕不辍”；更有南郡襄阳人庞公，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责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他这样回答道：“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这是隐逸者何等理直气壮的宣言！
只可惜这些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既不能从政，又不能进行专门知识的研究，而默默终其一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损失。
（选自郁土《谈隐逸》，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