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思宏（以下简称“芦”）：李老师，您好！好的作家往往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浸淫，老舍又是京派作家的典型代表，其创作中呈现哪些特点，您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李玲（以下简称“李”）：老舍作品流淌着浓郁的京味，他写的多是北京的人和事。老舍从本地居民的视角抒写北京人的乡土之情，是一个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眷恋。他把北京比作自己的摇篮，把自己对北京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

其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悲凉感，这既来自老舍对北京平民命运的体悟，也来自自身对生命悲凉的感悟。老舍创作刻画了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各种人物，着墨详写的往往都是苦人，而不是恶人。由此抒发了自己的生命悲感，控诉了缺少公平正义的乱世，也表达了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渴望。

他的创作多方面揭示了北京市民的生存艰辛，弘扬了北京现代市民文化的正面价值。他最为赞赏的品质是人的敬业奋斗精神与自尊自爱品格。《骆驼祥子》中堕落之前的祥子是老舍愿与之共呼吸的敬业良民。他自律、积极、不贪恋他人财物、渴望按照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勤勉奋斗。

作为一名杰出的北京现代市民，老舍还在自己的创作中承担了北京文化的自我反思责任。在他眼中，北京市民中既有恪守仁义礼智信的自尊自爱者，也有自私贪婪的道德缺失者。抗战前，老舍着重从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中揭穿伪君子的自私贪婪。抗战爆发后，老舍往往把反面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私贪婪与其在民族大义上的卖国行径之间建立起同构关系。

另外，老舍在创作时自觉追求幽默的语言风格，尽量选择现代北京口语中的俗白词汇，不用生僻的字词，少用形容词，追求语言的生动性。他对自己“用平民千字文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深感自豪。

芦：老舍作品中出现了很明显的世界性视野，____

李：老舍写作上有两个角度，一是老舍创作中如何写外国人；一是老舍创作中如何从一种世界性的视野来写本国人。

我认为，老舍在写外国人时，非常可贵的一点是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能从坚守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角度去看中外关系；另一方面他又能超越本民族的利益，全面探索异国人的人性。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英国人中的牧师，平等地探索英国人的国民性和人性。既坚守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又展示了作者避免把异国人民他者化的广阔胸襟，超越了弱势民族的怨恨心理。

老舍对中国人的形象书写有一种世界视角。在民族战争书写中，无论是反思还是弘扬民族的正面品格，都有一个基本的底子，就是维护平等的现代民主国家。所以老舍的反战书写没有传统帝国的中心意识，没有出现“小日本”之类的话语，他对日本“鬼子”再怎么鄙视，仍基于一种平等的民主国家观念。

芦：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受到了西方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反帝与启蒙的对抗过程中，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我们在梳理现当代文学史时又该注意什么？

李：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在面对世界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矛盾，就是“反帝”和“启蒙”的冲突。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性国家的国民，往往会自觉地维护民族主体性，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维护民族主体性，因此就会有反帝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异域文明，反思本民族的不足，必然就有启蒙的需求。

从当下来看，回观文学史和百年学术史，我认为我们对于学习异域文明、反思本民族不足，警惕西方的殖民主义，始终维护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而避免丧失民族主体意识这一点，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认识。

当下在重构我们的文学史框架时，仍然要固守民族身份和民族大义。因为当下的世界格局，仍然是平等的民族国家关系，民族国家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超越身份、话语权的执着来思辨是非，因为我们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芦：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着价值和言说的双重困境，您认为老舍是怎样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呢？

李：以老舍作品中的闲适传统为例，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一脉闲适无为的传统。它关怀的是人超越现实生存功利和社会羁绊层面的生命自由，倡导人放下操劳奔波的进取态度，以超然隐逸、平和悠闲的心境享受生命的自由自在。

老舍的创作，既从现代启蒙立场出发，反思闲适无为人生态度的价值缺憾，又从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立场出发，阐释闲适无为人生态度中所蕴含的审美精神、普遍价值。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叙中国闲适文化传统，老舍创作所建构的中华民族主体实质上具备了与其他民族主体间和谐共存、平等对话的意识。从重建民族主体性视角审视中国闲适文化传统，老舍创作所建构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既自尊自强又开放兼容的意识。

（芦思宏 汤可《探究老舍作品的文化传播意义——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李玲教授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