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理念上，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 “为政 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 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 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 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 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 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 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 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 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 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 而最高统治者皇帝， 是治国理念 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 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 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 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 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 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 张“慎刑”“宽法律”。例如， 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 圣宗下令： “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 婢犯逃，若盗其主物， 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 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 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 当属史称“小尧舜” 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 “大兴民男子 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 “愚民不识典法， 有司亦未尝叮咛告 诫， 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 “朕惟人命至 重， 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 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 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 太宽则人不 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 “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 如梁武帝专务宽慈， 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 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 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 “礼治”主张， 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 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 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 家无侍丁， 上请。上 曰： ‘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 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 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 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 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 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 “人之行， 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 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