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