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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史记》是史传散文,《离骚》是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鲁迅先生能异中见同,一眼看出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篇“无韵之《离骚》”。《史记》与《离骚》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史记》所表现的审美理想与《离骚》一脉相承。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着明显的尚奇倾向。尚奇的审美观,使他对历史上大量的奇人、奇事、奇功、奇计、奇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影响到《史记》的取材和艺术风格。屈原的审美观也有着好奇的倾向。且不说他的穿戴与众不同,就是从《离骚》中所写的以鸷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等情节来看,已经够令人叹奇不止了。这些只是外在表现的不同,就精神实质而言,屈原与司马迁都称得上是悲剧诗人。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屈原的《离骚》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出战国后期楚国历史上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相对抗、相斗争的深刻过程,因而富于悲剧的崇高美;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打上了艰巨斗争的烙印,显示了中国上下三千年间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相迭代的深刻过程,因而也富于悲剧的崇高美。

其次,《史记》深得《离骚》的情韵,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富于诗人气质,感情特别丰富。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意思是说:《离骚》是因情而生文的。他写历史,本不该夹带过多的主观感情,但由于受到《离强》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带诗的情韵。刘熙载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记》与《离骚》在情韵上的内在联系。

其次,《史记》从《离骚》中吸取了讽兴当世的力量和反传统思想的精神。司马迁曾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这一看法,说明他很推崇屈原讽谏、争义的胆气。《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代史。司马迁以屈原为榜样,不怕触犯忌讳,大胆地讽兴当世。

《史记》与《离骚》神合韵谐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与屈原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汉文化实际上是继承楚文化而来的。李长之先生曾把汉朝的建立说成是“楚文化的胜利”,李泽厚先生认为,对汉代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屈骚传统”,这个见解十分深刻。

(摘编自吴汝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试释》)

材料二:

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人对后世文艺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确乎罕见。所以如此,正由于屈原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底深沉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面”(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王夫之解释《九辩》时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也很重要,它点明了好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它指出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见源远流长,其来有自,确乎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和模拟。第二,它可以“被之管弦”,本是可歌可舞的。近人考证也都认为,像《九歌》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所以它是集体的活动而非个人的创作。第三,“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情的抒发爽快淋漓,形象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智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不抓住这一关键,很难真正阐明两汉艺术的根本特征。

(摘编自李泽厚《楚汉浪漫主义:屈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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