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些年，大批作家积极投身历史剧的创作实践，虽然也有“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的“三无牌”历史剧，但也创作了不少佳作力作，《大秦帝国》《于成龙》等作品，与此前的《东周列国》《康熙王朝》等上百部巨作一起，组成了一道古代历史剧的文化景观，被称为中国文艺用电视艺术呈现的中国通史。这些作品不仅帮助观众学习历史知识，也帮助观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五千年中国社会演变和文明发展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鉴古知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文艺家要用手中之笔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艺形式来反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发挥文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审美方式艺术地呈现“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我们的文艺才能真正具有时代精神，受到人民的喜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如果抛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摘编自《人民日报给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启示》）
材料二：
长期以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国内外一些理论家、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抱有否定的态度。要么轻易否定我们很多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要么肆意歪曲中国历史，或将中国历史庸俗化，或随意编造以迎合某种意识形态。即便正面介绍中国历史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因为受西方观念的框架约束，要么对其真正价值认识不足，要么用西方之尺削足适履。整个中国历史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就像是一个无处申辩的倒霉蛋。
但我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一系列介绍和评论中，感受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对于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该剧原著作者有在国外留学及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这符合我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期待和评价：只有真正接触和了解西方，才能避免书本对于西方的美化和误导，由此也就更容易摆脱西方的观念条框，对中国历史抱有真正的“温情和敬意”。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国力不断上升的阶段，我们提出文化自信，对于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绝对不可少的。也许，对于中国历史的态度契合当今无数年轻人的心态，正是该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毕竟，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发现，否定中国历史，把它等同于钩心斗角的宫廷诡计，是经不起细看和推敲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态度，会对很多看似绝对的西方定论产生理所应当的质疑。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讲到唐朝时的一种“职业”，被称为“不良人”，这是当时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小吏，类似于今天的刑事警察。笔者曾翻检多本国内警察院校的教科书，都认定警察诞生于英国。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学术定论。现代警察的几个特征是：非军队、非民众、职业化。按此标准，唐代的“不良人”至少已经具备两个半特征。而早期的英国“警察”或称治安官，最多具备上述一个特征，即非军队。隋唐开始，中国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它所选拔的是“官”，在官之外，行政工作还需要很多“吏”，它是民众里面较为富裕的人群为政府的“服役”。这项政策实施长了便出现很多弊病。这一现象的改变是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其方法是富户不用出人承担“吏”的无偿服役，改为出钱，政府再用这笔钱雇用合格的专业人员，而不再是无偿服役，从而避免“不良人”的腐败。这是继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之后，用公平方式雇用“小吏”。
笔者这番带有学术性的分析，在剧中未必有深入的阐述。但我希望它能让更多人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古代制度。只要摆脱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有全新的理解，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有更多的自信。
（摘编自刘仰《历史剧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材料三：
历史真实不可再现，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只能无限企及。但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并以此逼近历史真实，传达出历史的神韵。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都认可“文史互证”的说法。钱钟书曾说过，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既然历史本身就具有文学性，这就给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和遐想空间。所谓传历史之神，其实就是努力抵达历史深处，准确窥测历史人物内心，沟通古人与今人的心灵，让历史的回声与今人共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历史剧的园圃里躬耕的剧作家，谁个没有这样的情怀和抱负？
（摘编自贾璐《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历史剧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