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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美”作为某种与“真”“善”不同的价值,是古人早就体会到了的。但审美价值有两个层次,需要做些分辨。其较浅显的层次,是审美对象能产生一种别于实用的特殊效果,如诗文的辞藻和声律之美,虽无当于实用,却自为一种价值;其较深的层次,是审美作为人类意识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与知识的方式取径不同而归极不二。从历史上看,审美价值的前一个层次,是容易被人们感知,故而更早为人们所论述了的。汉魏六朝时代,诗赋大兴,文集从经子史书中独立出来,“文笔”说、“声律”说流行,都说明时人已经把审美效果作为独立的价值来追求。

然而,仅此还无以回答保守者的责问:毕竟这有什么用处?于是,有人把“立身”与“作文”判为二途,说“作文”华艳放荡并不妨碍其“立身”的朴实端严。这也不过消极地讲声律翰藻的追求无伤大雅,却不能积极地为审美价值做出令人信服的辩护。而且,仅就翰藻纷披、宫徽靡曼论审美,是不能把“美”论述为与“真”“善”同等之价值的,它至多是一种无伤于“真”和“善”的良性赘瘤,存之即便无碍,去了倒也干净。所以,声律翰藻的追求固是审美意识觉醒的表现,但若停留于这一层次,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把这良性赘瘤当作恶性肿瘤来攻击的。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为审美价值确立其合理地位,还有待于审美观念的进展。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六朝文论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声律辞藻越来越被认为是诗文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声律过于复杂、辞藻过于繁富,却也一般要被反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所谓“文质彬彬”之说,即要求声辞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讲究能与内容相适配。然而,在“文质”论的一般形态中,“文”与“质”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文”的价值在审美方面,“质”的价值却在政治、道德诸方面,两者的适配虽非不可能,但颇有“牛体马用”的味道。与此相应的是,在对于诗文风格的品评上,南朝人经常赞赏的风格是“清”,到唐代犹是如此。所谓“清”,其实是对声律辞藻的运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讲究声律辞藻,又不能让它障蔽意义(“所诠”)。然而即便如此,声辞在这里依然是第二位的,文之大义另有所在,此与把声辞认作诗文根本属性的观念仍相矛盾。

时至宋代,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关注重心从“能诠”全面地转向“所诠”,诗文“写什么”远比“怎么写”显得重要,故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表示文义的“理趣”一词,使用者大都强调它高于字面功夫的意义。这固然使一部分内容“当乎义理”却缺乏审美特征的作品获得了过高的评价,但也带来审美观念的深入。从苏轼的“反常合道”之“奇趣”到陈师道作诗“不犯正位”,都已超越声律辞藻等字面效果,而在诗文的意义层次探求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之所以重视“反常合道”一语,就在它实际上有见于审美价值的第二个层次,即某种特殊的观照、把握世界之方式。而所谓“诗以奇趣为宗”,就是说,对世界的审美把握是诗的精神、诗的主旨。如此,则声律辞藻等字面审美效果的追求,也就不再与内容相异趣。所以,我们认为“理趣”说的形成,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获得了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 (摘自《“理趣”说探源》,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它以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的内涵为指归。不过,宋诗这种议论化,散文化的新诗风,究竟是功是过?却历来评价不一。南宋最早批评宋诗者是“贵含蓄”的张戒,他首先指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他说苏、黄及其后人“不知咏物之工、言志之为本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宋诗的议论化和“尚理”呢?

艺术创作就是要为审美内涵提供相应的形式外观和载体,凡是一切能够体现人类心灵中美好、珍贵东西的艺术形式或载体,都是艺术本质的需求。而人的审美精神由于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它也会逐步随之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维性。宋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议论化的词句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蕴,不仅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的,而且还是一个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张戒诸公,其论点的片面性和偏颇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再进一步看,诗歌可以以性情为其本质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观念,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情性与理性虽然分属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存在着一定的沟通,当诗歌进行深刻的理念活动进程时,它可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和哲念的升华,从而促进审美情感活动的有利发展和内涵的丰富。虽然,理念并不能完全脱离开审美情感而孤立存在,还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一一即理念必须由审美情感来加以浸透,否则就容易使诗歌堕入肤浅粗疏的泥沼。所以,苏轼在他进行其“以议论为诗”时,提出了“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命题,即把“理”与“趣”结合起来,使“趣”与“奇”相追逐。所以盛唐的“情景交融”,与宋诗的“情理交融”,应该说二者都有其独特性的创造,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张戒把“情”与“理”对立起来,企图用盛唐的“性情”这一块印章盖满诗史中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徒劳的,而这本身就走进了取消艺术独创性的死胡同。(摘自《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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