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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洋务外交时代：弱国有外交”：变局观取代夷夏观，海防外交取代塞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成为救国之策。……中国既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国耻，外交上也实现了重大转型。

——袁南生《从鞠躬到握手：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轨迹》

材料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对外政策上尝试以日本为外交中心谋求与日本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奉行联美制日政策，借助英美制衡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事变初期实行不抵抗政策。……1935年后，日本提出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并积极策动华北事变。在这种形势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趋向强硬，抗日的外交政策初步形成。

——臧永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探析》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高屋建瓴地从乒乓外交和斯诺传话开始，逐步实现对美、日外交正常化的战略性转变。这是一个出乎当时国人预料的重大转变，如何统一全党与全国人民的认知，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对统一全党全国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看法实行了强有力的“核心领导”，稳妥有序地解决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较好地统一了全国意志，顺利实现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

——以上材料摘编自石源华《应对重大外交问题需要统一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