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德观是一种崇尚中正中和与中庸之道的道德观。唐尧虞舜时期开始“定国名为‘中’”，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上升到国德的高度。《尚书·洪范》提出了“洪范九筹”，而其最根本的价值核心则是大中之道，大中之道在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就是中正无私，只有超越个人的偏好和不以偏好取人才能够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才能够成就王天下的光明正大之德。儒家也十分推崇中庸之道和中正之德，孔子提出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凸显了君子人格德性的中道品质。孟子特别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庸之道直接确证和范导着中华民族的德性，也教导人们如何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
中华道德观是一种崇尚仁爱并以“仁”为“人之安宅”的道德观。“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和基本德性。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学，认为“仁”的本质要求就是“爱人”。积极意义上的爱人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消极意义上的爱人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文明所推崇的仁爱德性，持续而有效地铸造了中国人的“良善”“友善”“和善”之心性，体现着“爱人犹己”“推己及人”和“仁以为己任”的道德价值追求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境界。
中华道德观是一种崇尚道义并以义为“人之正路”的道德观。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要求就是要在动机和行为上区别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的合理限度，追求自己应当追求的，舍弃自己应该舍弃的，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就是要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做到“见得思义”“义然后取”。孟子还将义视之为人世间的最高价值，高于人的生命。所以，当人的生命与道义发生矛盾的时候，真正有道德追求的人总是舍生而取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就“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关系而言，“一人之正义”为私，“一时之大义”为公，而就“一时之大义”与“古今之通义”而言，“一时之大义”为私，“古今之通义”为公。中华义德铸就了中华民族“率天载义”的浩然正气，培育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精神。
中华道德观是一种崇尚诚信的道德观。孔子不仅提出了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和“敬事而信”的伦理命题，而且将“民信之矣”视为治国平天下重要的德性和价值观念，认为“民信之矣”远高于“足食”“足兵”，凸显出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至上价值。《贞观政要·论诚信》载魏徵上疏言：“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说》中将“必信”与“知耻”“重厚”“耿介”相提并论，并认为“信者，向之所谓重然诺也”，一个团体或一个人“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矣”。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弘扬“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死生”的伦理美德，故信之为德至大且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道德观是一种崇尚和谐和睦、主张以和为贵的道德观。中华道德观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推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充满着对和睦、和谐、和平的高度肯定，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观念和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齐相晏婴探讨了“和”与“同”的区别，认为“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和”运用到君臣关系中就要求臣下既认同君主正确的地方同时又能举谏君主的过错，这样才能做到君臣和谐，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中华民族历来是崇尚和谐、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始终是坚持“和而不同”，主张“仇必和而解”“化干戈为玉帛”和“协和万邦”的文明。
此外，中华道德观还是一种推崇忠孝廉耻、礼仪文明的道德观，“在家尽孝”“在国尽忠”并富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为人为官注重廉洁奉公、知荣明耻，讲求文明礼貌、待人以礼是这一道德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称誉。
（摘编自2023年6月12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