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工匠是对所有手工艺人，如木匠、铁匠、铜匠等的称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除农业之外的各种手工艺工匠已成规模，称为“百工”。这些工匠能够“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工艺制造大国，无数行业工匠的创造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标识。在我国的工艺文化历史上，产生过鲁班、李春、李冰、沈括这样的世界级工匠大师，还有遍及各种工艺领域里像庖丁那样手艺出神入化的普通工匠。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伴随手工艺向机械技艺以及智能技艺的转换，传统手工工匠似乎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但工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即现代工业领域里的新型工匠，机械技术工匠和智能技术工匠。我国要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强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的升级转换，对技能的要求直接影响到工业水准和制造水准的提升，因而在新时代更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深蕴的工匠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哲学对工匠精神有着深刻的认知；道技合一或“匠工蕴道”。在《庄子》的多篇文章中，表达了对工匠精神的本质看法。《庄子》以庖丁解牛等生动事例告诉人们，古代匠人的技艺能够达到鬼斧神工的至高境界，即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以十九年解牛数千之功力，使技法能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的境地，这足以见得古代工匠精神既是实践的积淀，又是内心对道的追求的展现。“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其意蕴着天地与人间社会的规律或准则（天道、人道等）。在道家看来，道既是思维所能把握的最高概念，同时也是万物存在之理。万物的本性都是道的体现，“匠工蕴道”的这个“道”是技艺之道，同时也是得天理之道。庄子以庖丁娴熟完美、游刃有余的技艺来表明，庖丁对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纯熟于心，并化为精神生命之道。而在庖丁的精神境界里，则深蕴着对道的追求和把握，同时也将这种追求和把握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鬼斧神工的境界。当代大国工匠高凤林、张冬伟等，其技艺臻于完美的境界，都是通过刻苦训练和反复实践，从而达到对其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之道的深刻把握。
从根本上说，工匠精神是一种伦理德性精神。就德性论层面而言，人的一切行为发自内在品格。对完美的追求，精益求精以及持之以恒地探索创新，是内在德性的展现。从道德的观点看，每个人都应当追求德性，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德性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德性行为者作为我们行为的典范。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充当这样一种典范？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工匠，并且只有像铁匠、铜匠甚至修鞋匠那样具有手工艺的人才真正具有德性。道技合一是德性品格的见证。在苏格拉底看来，工艺制作是指向善的活动，一个人熟练地掌握了他所从事的技艺，也就能够把这类事情做好，从而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因而，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也就是像匠人那样生活和工作。具备工匠精神的大国工匠坚守质量品质，一生打造精品，把产品的好坏看成自己人格和荣誉的象征，他们就是这样具有优美德性、始终追求卓越的人。
（摘自《工匠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君子不器”，孔子认为君子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某种技能来实现个人物质追求，还要能够胸怀天下，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此教育之重，首要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首先要塑造人格，做一个 “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一个人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技能，而是他的人格，完善人格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要重于技能的培养。因此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成人”“成德”上，并始终贯穿这一目标。
孔子认为，技能培养必须以人格培养为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即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却仅仅用来为自己谋事、谋食的话，也未必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若缺乏完善的人格，一个人掌握的技能愈高，就愈有力量危害人群。这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可以清晰地看出。比如他认为以“言语”著称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对同样以“言语”著称的宰予，孔子更是因其不行三年之丧而斥之“不仁”。冉有精于“政事”但他帮助季氏搜括钱财，孔子号召弟子群起而攻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夏以“文学”著称，孔子告诫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说明孔子评价弟子的首要标准是人格而非技能，他绝不会因为其某方面的技能而对人格缺陷姑息迁就。孔子把培养学生人格作为教育首要目标，强调以完善人格为目标，重视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而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发展。
（摘自《孔子的人格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