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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学术书的价值，并不在乎得到同时代人的盛誉，而在乎它能否真正成为那个学术领域中一块坚实的基石。可能后人会绕过它，却绝不能超越它；它将渗入历史，朴实无华的学术贡献托举起后继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价值不菲，它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第一次建立了与西方体系对峙互补的中国叙事学体系。

提到叙事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方叙事学，中国的叙事作品 ①  ， 可以千万计，却始终没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叙事理论框架。难道是中国的传统叙事文学研究不适于建构体系吗？那么有必要建立这样一套体系吗？从《中国叙事学》中可以看出，杨义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中西异质文化对话的必要。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今天，力求在同一层次上与西方对话，并非软弱的 ②  ， 相反，这是一种强者的挑战。只有同时理解了丰厚雄浑的西方理论和 ③ 的中国文化之后，才能驾驭一种植根于中国文化，同时又远瞻西方精华的学术建构。那中国的传统叙事学研究能否为这样一种带有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叙事学科提供基础呢？杨义二十多年沉浮书海， ④  ， 凭着三千余古文献和一批西方叙事学著作的积累，勇敢坚实地迈出一步，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