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技术作为最富革命性格的生产力，改造着世界，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提供日益增多的方便与享受，使人类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相当多的人把科学技术视作全知、全能、全在的救世主，以为所有难题，包括精神、价值、自由都可以经由科学技术获得完满解决。
但由于科学技术是从研究自然界（尤其是物理世界）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物质化”方法，或“非人格化”方法，其应用显然不足以解决人的精神领域的各种问题。用池田大作的语言来说，“科学之眼”自有其限定性，因为“科学的思维法产生了轻视生命的倾向，容易忽视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风貌”，因而有赖人文的思想及方法的补充与矫正。
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类的生命意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健康走向，有赖人文精神指引。诚然，科技是“价值中立”的，但是作为社会人的科学家却不应是价值中立的。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联袂反对使用原子弹，便是从人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出发的。
科技需要人文文化弥补的又一理由是：科学技术可以提供日益强大、有效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需求，总之，无法提供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扰，往往发生在“价值理性”管辖的领地，发生在“意义危机”烦频袭来之际。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传统，尤其是在道德层面，有若干超越性的意义，可以成为文明人类公认的生活准则。诸如不忍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都是贯通古今、中外认可的。“人无信不立”，何尝不是成熟的现代市场交易所应遵循的经济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须臾不可脱离的黄金法则。
人文文化的不可或缺，还在于它能够提供人类所心向往之的审美情趣，这便是中国人将其与“礼”并称的“乐"。这种功能并不能用现金额度核算，但对于人类而言是绝对需要的。从人类整体而论，必须协调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对立，是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产物，但二者间达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又是完全可能的。费孝通借鉴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展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研究，便是人文学者借鉴科学实证原则的成功一例。二者之中，人文文化发展尤其需要关注。科学将继续长足进步，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理性”已经赢得了无可阻遏的前行势能；而人类的“价值理性”还较为脆弱，我们并未寻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便是古人所云“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而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有此“百年积德”的自觉。
(摘编自冯天瑜《两种文化协调发展的随想》)
材料二：
半个世纪前，斯诺《两种文化》一书指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以及各自代表的文化正日益分化，彼此逐渐疏远，有无法沟通之势。今天，这一隔膜却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深研究。与此同时，人文学界开始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仔细审察科学在人类世界的角色。库恩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指陈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受社会的制约。
相对地说，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美与物理学》中借用诗人布莱克的诗句，形容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在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他认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就像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呢?
我们注意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尝试使不同学科中已经发展的一些观念彼此对比，找出跨越学科的若干观念。我们的目的，只在提示同学们，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设的，寻求知识的过程不过在设法了解自己及观察四周的世界；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观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
（摘编自许倬云《人文与科学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