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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在其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论语》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四重内涵。

第一,“乐生”的生命精神。《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乐感文化”是一种立足于此世间的文化。

第二,“乐群”的生存智慧。“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扶持,为此中国人重视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强调人际和谐。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我们要“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

第三,“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第四、“乐感”的人性追寻。“乐感文化”的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因之,当孔子问及曾点之志时,曾子答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曾点气象”。此一“乐感”的人性追寻,最终培养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终将中国“乐感文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诗性智慧完满呈现出来。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编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如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摘编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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