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在其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论语》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四重内涵。
第一，“乐生”的生命精神。《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乐感文化”是一种立足于此世间的文化。
第二，“乐群”的生存智慧。“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扶持，为此中国人重视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强调人际和谐。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我们要“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
第三，“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第四、“乐感”的人性追寻。“乐感文化”的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因之，当孔子问及曾点之志时，曾子答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曾点气象”。此一“乐感”的人性追寻，最终培养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终将中国“乐感文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诗性智慧完满呈现出来。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编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如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摘编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