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从来不是自明的。按理说，文学理论发生的根据在于对文学的解释，理论是对文学的守护。然而，考察文学与理论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理论在发展中不仅没有与文学达成一致性的默契，反而不断挑起事端，造成了文学与理论关系紧张。
在马可·爱德蒙森的心目中，理论应该能被反驳，应该具备“使文学充满活力的潜能”，而一旦将文学视为“难以驾驭的能量”，理论就会滑向“焦灼的单线思维方式”之中，就会威风凛凛地对文学实施“驱逐、压制、带倾向性的颂扬、代价惨重的辩护”。
苏珊·桑塔格对理论的抵制表现在她对阐释的独特分析和评价中。她坚决反对对艺术进行阐释，认为阐释是一种概念化的活动，即从作品整体中抽绎出思想，使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同化于文化。阐释背离了艺术的特征，是对艺术作品整体的破坏。
在所有关于理论的讨论中，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的一句名言最耐人寻味：“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按照常理，常识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总结出的基本道理，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是，卡勒却提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的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更加确证了自身的这种特质：理论与其说是一种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反思怀疑的气质，一种推测探究的动能。
在当前反思性语境下，我们试图提出“理论的文学性”命题，以化解理论与文学的紧张关系，恢复理论的信誉。“理论的文学性”这个命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理论的文学性在场。文学与理论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理论是关乎文学的，但是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超越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说方式。理论既可以以文学为言说对象，也可以以自身为言说对象。文学性是理论的基本在场，这是衡量理论属于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准。在理论文本的生成中，文学性不单是文学的特点或品质，更是理论的一种发现问题的视角和进入文本的工具。借助这种视角和工具，理论实现了对理论之不可言说之域的抵达。文学性作为理论的在场，要求理论对形式有一种特殊的尊重意识。唯有形式，超越了逻辑的、理性的言说，有能力抵达本源的世界。从形式进入，能发现文学艺术不同寻常的洞见真相、揭示生存的功能。
理论的文学性言说。既然文学性是理论的基本在场，文学性有助于理论抵达理论无法呈现之域，那么，文学性就不应该只是理论的手段，更应该是理论自身，是真理呈现的方式。相应地，理论，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理论言说，无论是讲述还是陈述，都不应该将观点、论据、论证的逻辑自洽视为唯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文学理论的书写更应该是多维的、丰富的、指向内心经验的、更具反思精神气质的，因而是更具文学性的。信念、价值、经验、情感、事件、隐喻、图像和叙事等，正是理论文学性言说处理的问题。理论同样可以使用隐喻、象征、暗示、形象、体悟、反思等概念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自身。文学性言说之于文学理论，不是一个技巧、策略的问题，实际是走进文学、最大限度秉持对文学善意的努力。理论如何穿梭于文学的世界，讲述文学的故事，文学性言说是一个基本的制衡机制。
(摘编自邢建昌《文学需要理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