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李杜”并称也成为惯常用语。然而这一并称的生成与定型过程却颇为复杂，并为聚讼千年的李杜优劣论埋下了隐患。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曰：“唐人一时齐名者，如苏李、燕许皆兼以文笔为称，其专以诗称有大历十才子、威通十哲等目。至李杜、王孟诸合称，则出自后人，非当日所定。”前者即所谓的“时称”“时议如此”，多数得到当事人认可。如苏顺与张说皆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称“燕许大手笔”。这种并称的双方或多方大都具备某种相似的特性，虽然也偶或引起个别作家的不满，但总体上比较稳定，后人的争论也较少。后者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一方身后的影响力较生前有了某种变化，具备了与另一方齐名的条件。基于这种原因形成的并称往往先天不足、争议不断，特别是后人对某一方的评价出现变动时，争议就更大，往往成为后人比较其优劣的根源所在。李杜并称就是如此。
李白早年即“大名寰宇满”，既与陈子昂并称“陈李”，亦位列“饮中八仙”。杜甫本人虽“自谓颇挺出”，却长期处于“碌碌饱饭行”的状态，他生前也并未取得堪与李白相当的影响力。李杜并称的最终确认与杜诗渐为他人接受，跟元稹、韩愈等人对杜甫的推尊有很大关系。贞元十年，元稹在《代曲江老人百韵》中用“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一句开启了李杜并称的先河，稍后为杜甫撰墓志铭时再度使用了这一称谓。元稹密友白居易也接受并使用了这一说法，韩愈更是多次将二人并举。从元和年间起，李杜并称开始频频出现在韩愈笔下，如元和元年《感春四首》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元和二年《荐士》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在《调张籍》中也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古人非常重视排序，在极为讲究品第的唐朝更是如此，“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即曾公开表示对“王杨卢骆”这一排序的不满。李杜并称的生成过程中就始终存在着排序之争。杜甫生前诗名远不如李白，中唐时期陡然出现李杜并称之说，自然免不了受到他人的攻讦。韩愈、元稹和白居易虽然使用了“李杜”这一称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将李、杜二人的诗歌成就等量齐观，并称的背后也隐藏着作者们各自的偏好。具体而言，韩愈的李杜并称，有特意抬高杜甫地位之意；元稹的李杜并称，隐含着扬杜抑李；白居易的李杜并称，起初也与元稹一样扬杜抑李，但经过与韩愈论战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李白墓》中对李白的文学成就有了较高的评价，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中也对李、杜二人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情形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贞元、元和之际，杜甫的地位仍处于上升态势，尊杜者甚至将李白和杜甫并称为“杜李”(见顾陶、《唐诗类选后序》)。此后杜甫的地位还在一路上升，北宋后期更是登峰造极。随着崇杜思潮的愈演愈烈，李白与杜甫的排序之争进一步促进了李杜优劣论的展开。
罗时进先生曾指出“唐代文学研究充满着争论，而争论的出发点往往即源于并称”(罗叶进《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而并称中的排序问题也是争论的关键。实际上王安石早就发表过“唐人并称无关优劣”的议论“名姓先后之呼，岂足以优劣人?……当时甫、白复以能诗齐名，因亦语‘李杜’，取其称呼便耳。”(郭子章《豫章诗话》)若能参透此点，再从源头上探讨李杜并称的先天缺陷，方可走出因并称和排序而引发的优劣论怪圈，
(孟国栋《李杜并称与李杜优劣论的根源》，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