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特征的一个很恰切概括。文学翻译有两个层面。一是语言转换层面。在这一层面，强调语言转换的等值，追求译作对原作在各方面的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文学意蕴和语言特色。二是文学再创造的层面。这一层面指译者将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译者的解读、体会再度传达出来，是在原作规定的有限范围内的再度创作。虽然译者在主观上努力追求全面再现原作，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译者的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的审美心理、文学气质、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都会影响对译作的“全面忠实”再现。特别是，如果译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审美或道德等方面的原因，有意误译原作，这样，翻译的叛逆和再创造的特征就会更明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译语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等因素，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过程和策略，也影响译作的文学意义及其接受。
（摘编自查明建《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材料二：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四种：
个性化翻译。译者，尤其是优秀的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大多都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譬如同样是拜伦的诗，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译，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而胡适则用离骚体。不同的诗体不仅赋予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塑造了彼此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
误译与漏译。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一句时，把它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显然不懂汉诗中的“二八”是十六岁的意思，而自作聪明地以为诗中的“二八”是“一八”之误。这样的误译造成了信息的误导。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有意的误译。譬如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名作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英译名是《RoadToCalvary》（译成中文为《通往卡尔瓦利之路》），这里英译者故意用一个含有具体象征意义的地名“Calvary”（出典自《圣经》，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代替了俄文中那个泛指“苦难、痛苦”的普通名词MyKи。漏译也分无意与有意两种。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未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即节译，我们将在下面予以分析。节译与编译。造成节译与编译的原因有多种：为与接受国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迎合接受国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等等。例如我国早期翻译家伍光建在翻译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现通译《三个火枪手》）时，压缩或节略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凡与结构及人物个性没有多大关系的语句、段落、议论、典故等统统删去，把原作差不多删掉三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编译也是一种节译，编译者与节译者一样，旨在理清原著的情节线索，删除与主要情节线索关系不大的语句、段落，甚至篇章，以简洁、明快的编译本或节译本的形式介绍原著。编译与节译最大的差别在于：节译本中所有的句子都是依据原本直接翻译的，而编译本中的句子，既有根据原文直接翻译的，也有根据原文编写、改写的，甚至还有编译者出于某种需要添写的。
转译与改编。转译，又称重译，指的是借助一种外语（我们称之为媒介语）去翻译另一外语国的文学作品。这种形式的翻译，无论中外古今，都很普遍。譬如，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就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天竺文字或西域文字。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在翻译小语种国家的文学作品时，因为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拥有一批通晓各种小语种的译者。然而文学翻译又是如此复杂，译者们在从事具有再创造性质的文学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译者本人对原作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媒介语译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负责任的滥译本，以及存在一些有独特追求的译本。改编经常出现在诗歌、剧本的翻译之中。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改译成文言小说《梅孽》，方重用散文体翻译乔叟用诗体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朱生豪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对白（原作为无韵诗体），等等。
（摘编自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